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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将《侠隐》改名为《邪不压正》，但整部影片却找不到所谓的“正“。李天然的仇恨是一股盲目的力量，他先称师父为爸爸，后称亨德勒为爸爸，亨德勒死后又称蓝青峰为爸爸，他像是这个古老国家的肉身符号，站在现代化的门前不折不扣地成为一个孤儿，谈不上对正义的渴望，只是四处寻找精神的寄托，填补爱的空虚。影片最后，他本以为可以在爱情中找到安息所，但所爱的人在房檐消失，只留下一袭白衣的他孤独地眺望远方。

朱潜龙残害师门，只是为了勾结日本人，完成他想要复辟帝制的幻梦，只因他的长相和明太祖朱元璋有些神似。姜文的电影最大的颠覆可能是对革命者的颠覆。在原著中，李天然面对日本入侵的国难，不知所归，极有可能，他会接受蓝青峰的劝告，走上革命者的道路。但姜文镜头下的革命者如蓝青峰之流，只不过利用普通人的仇恨，藉着阴谋诡计杀人陷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革命和革命者所打造的世界，不过是旧世界换上一块新牌子而已。

张北海的小说用一个深刻的问号作为结尾，李天然复仇成功之后，看到报纸上对他侠义行为的赞歌说“天网恢恢，终有一天……燕子侠隐，永在人间”，但李天然却没那么信心十足，“侠?还有可能吗?”

如果说张北海用小说提了一个问题，那么姜文用他的电影给出了答案。用姜文自己的话来说，“他不信侠”。不单是他，整个创作团队，包括知名编剧何翼平、李非等人，其实无非在做一件事：把脉当下中国的文化氛围在期待什么样的电影?电影作为需要票房的艺术，在迎合观众的价值观与文化认同之外，又能让人点赞：这活儿玩得漂亮，怀疑得有智商、解构得彻底、幽默得够黑。

在姜文那里，“侠“不仅隐去，而且已经彻底死了，这个世界连最后一点对公义的盼望都没有了。因为没有活在北京，张北海带着心里最后一抹温存的光;因为活在北京，当剧场的灯光亮起、观众鱼贯而出，姜文的心里或许反倒暗了，就像朗诵结束后退回角落的诗人。

侠客再来

如果真地没有那另外一个世界，姜文的答案就是必然的。

小说中有一个角色和李天然在复仇问题上有过数次交谈，但在电影中这个人物被完全改编、被淡化甚至丑化——他就是救下李天然的传教士马凯医生。当李天然看着遮盖着罪行的大雪，感叹“有谁在乎”时，一直没开口的马医生开口了，“上帝知道，上帝会惩罚他”。马医生的话被李天然认为“既不解饥，也不解渴”，他要的是残酷世界里的现世报。

作为传教士的马医生，对国家的败坏堕落、暴力、阴谋、诡诈、仇恨并不震惊。在他所熟悉的圣经的旧约里，一个叫耶利米的诗人说，“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辨屈”。耶利米悲哀地说，他真想离开这群百姓，因为这个社会都是诡诈的，很多人权力越来越大，却用权力作恶。在这个世上生活，“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尽行欺骗，邻舍都往来谗谤人”。

王朝的更迭、制度的变化对人性改变不大。这是姜文同样看到的。李天然寄望于不断式微的江湖侠义挽救社会公义，他希望有人替天行道。但江湖中人仍然是人，如果政府不可靠，法律力有不逮，大侠为什么就靠得住呢?罗便丞说，“你们的江湖，好人坏人都有，而且好人杀人都对，都说得过去”。换言之，江湖本身鱼龙混杂，如果江湖监督政府和法律，那么谁来仲裁江湖?如果将生杀大权交在所谓的大侠手中，用罗便丞的话就是：“老天!”这太可怕了。

张北海对失落世界的悲叹是有意义的，只是他囿于自我对往日背影的留恋，即使身在美国，他更近距离地看到马医生身后的那个世界，却不肯迈进。而到了姜文这里，千年专制文化的积淀、以父母为代表的权柄从小的否定所种下的叛逆，以及自我野蛮成长为怀疑主义者的骄傲，让他粗暴解构和丑化了日光之上真实存在另一个世界的可能。

姜文转头凭借自己的聪明制造了日光之上另一个世界的幻象。据媒体报道，“白天一个世界，晚上一个世界，屋顶一个世界，屋下一个世界”，这就是姜文讲述《邪不压正》的故事和美学基础。姜文把所有最正义、最干净的戏份都移到了屋顶上，然而屋顶的人终于要全部下来。他生造的这个上面的世界脆弱如肥皂泡，无法将人拉出污浊沉重的现实。

马医生说，“上帝知道，上帝会惩罚他”。这是我从黯淡的小说中看到的最明亮的一句话，姜文和他的主创团队遗失了这句密码。这世界的确需要一个比地上的政权更高的权柄，需要一个比地上的法律更高的法律，一切王权要向它负责，一切的法律要从它而出。不过，那另一个王权、另一套法律不可能是江湖，而是比江湖更大。

当耶稣在两千多年前来到当时犹太人被罗马帝国奴役的社会中宣告自己就是人们期待的王、宣告那另一个世界的名字是天国、想要进入的人必须悔改的时候，一群犹太血统的李天然们兴奋地跟随祂，想要耶稣带领他们立刻“解饥解渴”地复仇，推翻帝国的暴政。耶稣却拒绝了，转而宣讲“天国”的宪法：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谦和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怜悯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李天然用枪指着他的仇敌说：“四条命毁在你手里，你想讨个痛快?”而耶稣却被祂的仇敌钉了手、钉了脚，又用枪扎了肋旁，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完全无辜的耶稣被犹太人的建制宗教和罗马人的世俗法律(还有犹太人以喊声投票的民主表决)合谋钉死在十字架上，祂已经完成了最难的工作，就是让所有人都被圈在无可推诿的罪责里，不再自以为可以提供人手所造的公义。他们当作偶像的民主、法制、宗教体制，都可能沦为罪恶的工具。

耶稣竟然就这样死了，不知道有多少文化精英都想冲上去眼圈泛红地补一口唾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为精英们仍然认为人能靠自己的智慧和道德成为另一群人的救主。如果他们必须以怀疑的嘲笑解构整个世界，他们宁愿做看着一切倒掉的那个人，留给想象中的观众一个最酷的背影。他们活在一个不肯醒来的梦里，在梦里他们是最后一个侠客、最后一个贵族、最后一个北京人。

世界的确轰然坍塌了：幔子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灰烟散尽，耶稣的坟墓里只有细麻布。“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之中，寻找另外一个世界才存在的完美和公义呢?耶稣复活了!耶稣的复活意味着那超越此世的公义已经闯进了当下。反抗这个世界的办法不是得意于自己反对派的立场，而是随时准备信任另一个世界可能以超越我们的理性与经验的方式行事。否则，文化精英们不过是以反对和怀疑的扮相，更彻底地做这个世界的奴隶，并回头欺骗大众说：他们是社群的希望。

马医生劝告李天然放下复仇，“大寒，我既没有资格要求你宽恕你的敌人，也没有能力说服你，要你接受，只有上帝可以作出裁决，更不要说惩罚”。事实上，与其说马医生没有能力劝告李天然宽恕，倒不如说李天然自己已经失去了宽恕的能力，也不想要拥有这种能力，囚犯已与牢狱共生，在嘲笑与自嘲中，受虐者甚至会四处寻找施虐者跟随。

那个大侠已经来到了，只是祂的手里不带刀、心中不带恨。这对李天然以及所有观看姜文用电影所揭开的残酷现实的我们来说，是多大的好消息啊!一个真正的怀疑主义者意味着他必须同时怀疑自己的怀疑，因此他必须是一个时刻准备去相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