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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为什么说中国人是“做戏的虚无党”

　　中国人是公认的世界上最难有信仰的民族之一。邓晓芒于2006年3月6日在武汉大学一篇叫《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的演讲中说：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我这里讲的信仰主要是指一种精神性的信仰，是对超越的东西的追求，而不是一般的信念，比如我相信明天会出太阳，或者是简单相信某人某事。

　　经过这种限定，这是中国人当前需要面对的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九十年代，国内学术界已关注了这个问题，就是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关于信仰、崇高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

　　但是九十年代的那场讨论最终并没有结果，它本来是想通过这种讨论恢复我们的信仰，至少是唤起大家的一种警惕或是一种希望。但是，经过几年的讨论以后，我们看到现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信仰失落的情况愈演愈烈，延续至今。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道义和信仰的承担者，但是目前的情况恰好相反，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群体内，信仰失落的问题反而更加严重。行为失范，没有任何底线，学术造假变本加厉，日益沉沦，甚至于有人喊出了“渴望堕落”的口号。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人一开始就没有信仰追求。我相信人是信仰活物，中国人也有信仰追求。我甚至说“天人合一”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的信仰追求。 但事实是，“天人合一”的路太难了。 “天人合一”提供了天堂，却没有提供去天堂的路。

　　于是，不少先知先觉者纷纷“毁墙找路”。但更多人，无法在中国文化内部找到精神家园，就开始利用甚至玩弄中国文化。 很多人成了鲁迅所说的“做戏的虚无党”。不少人把鲁迅看成是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者，甚至认为他是诋毁中国文化的推手。

　　这实在误解了鲁迅。鲁迅是一位深懂中国文化，因而才对中国人爱之深、责之切的赤子。王富仁称他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据钱理群研究，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学究气地研究死书本，而是考察至今仍在影响着国人的活传统。他不研究中国文化本来是什么，而深究至今活跃在国民性中的深层积淀。鲁迅发现中国人骨子里根本就不信什么儒、道、释，他们不过在利用儒、道、释罢了。鲁迅更认为中国人骨子里因缺少“诚”和“爱”，所以是一群“做戏的虚无党”。

　　连“天命”、“天意”等，在鲁迅看来，也不过是供中国人利用的偶像。鲁迅的深刻处就在于，看出中国文化中不可言说之“天”，遭逢狡狯诡诈之“人”，这个不说话的“天”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于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就成了专制统治的“帮忙”;而道家的归隐无为，就成了专制统治的“帮闲”。而中国文化的要旨，就是“不撄人心”，即不扰动人的灵魂，好让人安于被统治。 在中国文化的大戏台上，唱的人不信，听的人也未必信。 大家不过都在一个舞台上起劲地表演罢了。

　　于是，“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就成了中国人的特点。 说得难听，却是实情。 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难走进信仰的一群人。

　　利用信仰还是破碎自己？

　　中国人为什么难以走进信仰?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已成功地“熏陶”了中国人利用而不信奉真理的习气。中国文化最美丽的部分越来越难以起作用，而最丑陋的部分却作为“潜规则”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个对精神绝望的人，就会疯狂地爱上物质。吞噬了天道的文化就再也无法在自身内部撑开真理领空。

　　事实是，信仰缺失之地未必没有崇拜，神性不明之时，强人最易篡居神位。我们几时缺了“神”么?灶王、财神、送子娘娘……但那多是背离着神性的偶像，背离着信仰的迷狂。这类“神明”也有其性，即与精神拯救无关，而是对肉身福乐的期许。比如，对权、财的攀争;再比如，“乐善好施”也只图“来生有报”。这不像信仰，更像是行贿或投资。

　　偶像不是因为本来没有神而试图证明有神才产生的，而是正因为有神却力图以假神代替真神而产生的。偶像不是显明没有神，恰恰显明确实有神。这就像假币从来不会去仿造从来不存在的钱币一样。

　　实现不了的“天人合一”梦想，就变为诅咒和包袱。它不再具有真正凝聚力，只会使人变成一粒粒自私自利的“肥己”沙子。

　　鲁迅在一篇叫《沙》的杂文中写道，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自私自利的沙”到处推销的是自我中心哲学，受这种哲学影响的人，总想利用信仰，而不是走入信仰。而走入信仰的关键，是人放下自己，开始以真理为中心。信仰是为信靠、仰望和跟随真理而舍己、献身，不是为自己而利用真理。

　　我还是以湖为例来加以说明。湖，有两种跟无限打交道的方式：一种是在封闭状态下，不断向天空凝望，让自己完全静下来，风平浪静的湖面就会映出蓝天白云，它不需要离开自己到空中找蓝天，而要回到自己里面找蓝天;第二种方式是完全开放自己，甚至破碎自己，向大海流淌，就像洞庭湖水沿着长江而流，最后在大海的怀抱里拥抱无限。

　　在此比喻中，湖指的是人心，而蓝天或大海所代表的无限指的是天道或上帝。信仰不是信自己，而是信天道或上帝。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之路，一开始走的是第一条路，而不是第二条路。

　　梁漱溟称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以道德代宗教”，本质上是“依自不依他”。这起初的设想很好，但实际上却行不通。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一上来就过于相信人性的光明美好，及人依靠自己升华和超越的能力了。

　　人的心里有一种神圣的不安

　　有没有第二种可能?我相信有。正如前面提到的，钱穆批评西方文化把“天”和“人”隔开来讲，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缺点，我却认为这正是转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