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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厚黑学的翻版。进化论不仅没有回答最初那进化的基础从何来，而且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是厚黑学里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是这个世界的生存律，成功律，英雄律。其实毛泽东思想“枪杆子里出政权”和邓小平理论“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与这个律一脉相承的。金庸小说里有追求的主人公大都归隐了，因为“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是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的梦想，也是秦始皇，刘邦等历代帝王英雄们的梦想，也是很多普通人的梦想(就是没做到罢了)。他们用的手段也不外乎厚黑。他们不用见面，不用沟通，就都是知音，因为他们的手段和理想都一样。

但厚黑的结果是什么呢?《东周列国志》里，厚黑比试到最后，只有一个最终的胜利者，秦始皇。他胜利了吗?看看历朝历代，不必说最终会被替代，不必说为了权力不顾父子兄弟朋友情谊，而最深刻最厉害的概括，莫过于厚黑鼻祖韦小宝的话，皇宫就是个比丽春院更大的妓院。作皇上，上下五千年无数中国人为之前仆后继的，究竟是一种祝福，还是一种诅咒?对于普通人，厚黑学也是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连我哥都训我，你面子值几个臭钱?意思是说，厚一点又有何妨。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可惜，中国人搞了几千年，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是万恶的旧社会么?是三座大山霸权主义么?是文革么?是改革开放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么?是那个看着我不顺眼的老板么?这些都过去了，人就幸福了么?我看，最大的敌人是厚黑。厚黑看上去可以让人生存，却让每个人都成了失败者。因为在其中，人人伤害别人，同时被别人伤害，最终是无人能幸免。但经常，至少在短期内，在局部范围内，的确是要想生存或生存的好一点，必须厚黑。由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世界不太平，部分原因不就是有太多英雄和有太多人想当英雄么?)，老子的小国寡民可能也能让厚黑学无用武之地。但世界发展到今天，已不可能再回去了，像子焉支父那样躲来躲去不当领导的人已经没有了。那么，厚黑或失败是世人无法摆脱的悖论和命运么?

而且，人活着，就像是跳楼。只不过是这楼很高，足够人跳几十年的，在其中人还可以买车置地产，娶妻生子，扬名立万，不时地互相厚黑一下。但终有一天，我们都会“咣”的一声到达地面，这是没有人能逆转的趋势。想到无论我的母亲多么爱我，我多么爱她，但终有一天，这都归于无有，在地上不留任何痕迹，我的心便一阵收缩。这是人唯一的选择么?

还记得有人说过，人类的地球就像泰坦尼克号，非常大而且绝对安全，我们在其中欢歌跳舞，也为情伤悲陶醉，但突然之间发现泰坦尼克号原来不堪一击要沉没了，突然之间发现我为之耿耿于怀的感情不是最重要的了。以前它之所以最重要是因为我还活着。现在谁爱谁已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是逃命。冰冷的海水冻僵淹没了我从前所有的喜怒哀乐，天姿国色，浪漫情怀，爱恨交织。我慢慢地沉了下去。

更糟糕的是，在成长读书的过程中我自己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坏。很多想做的事，总是做不到。做到的却是自己恨恶的事。决定这次回家一定要对父母好一点，但回到家后却管不住自己，言语常常不够礼貌。决定了今晚不出去喝酒，朋友一叫又出去了。决定再也不打游戏了，无聊起来还是要打。决定再也不看色情的东西了，忍不住还是看。我发现自己的决心、计划、愿望，在欲望、诱惑、惰性面前，是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还有，给小姐小费 100 块随手就给出去了，回到家乡给有需要的大伯只给 10块钱。我发现我做起坏事来，是如此慷慨、洒脱，不知羞耻，做起好事来却如此吝啬、畏缩。我搞过的什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没有去掉我内心的丑陋，或给我力量，让我战胜欲望和诱惑;而且那些智者觉者的超然物外更是让我自惭形秽，灰心丧气。重复性的失败和负罪感曾让我一筹莫展，极度痛苦。我想，若我能选择出生或不出生，我一定选择不出生。

而且，从上大学到工作，我很少能找到人聊聊我的这些困惑。朋友大部分来自城市，大部分都很成功，平常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怎么赚钱，怎么玩乐，还有女孩子。不互相学坏就不错了，帮忙更无从谈起。在南方的感觉是，“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到了北京，就成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7:24)这苦渐渐扩大，像蛇一样缠住了我，使我无瑕再顾及童年的缺憾，父母的争吵，家乡的落后，世界的厚黑，以及人生的无奈。我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信主──怎么由不信到信

出国申请的过程中，GMAT让我获益颇丰。尤其是GMAT的逻辑部分，对日常生活的很多轻率的结论提出了挑战。GMAT开放了我的思想，让我以后对基督教不再绝对排斥，也提醒我对不是很懂的东西不要轻易下结论。所以，当后来有人给我解释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与基督教进入中国是两回事，布鲁诺因坚持日心说被烧死不是因为日心说违背了圣经而是违背了当时的教义和权威时，我就容易接受了。而且，布鲁诺、哥白尼、加利略都是信徒。他们受迫害不是因为信仰之争，而是因为权威和地位之争。所以，信仰或价值观包括信仰本身和对信仰的应用。人斗争的往往是信仰的应用，而不是纯粹的信仰，因信仰的应用涉及人的利益的分配。

来美国后参加教会的迎新晚会，一位从我所在的学校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又去了神学院的神学生，讲了他成为基督徒的过程。那时，我很关注他是怎么由不信到信的，而他讲的大都是他信前和信后的情况，对最关键的他是怎么转变的却没讲清楚，就像国家领导人答记者问一样，答非所问或隔靴搔痒。我想，信嘛，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神;第二，若有神，哪一位神是真的;第三，这位神跟人类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这三个问题他一个也没有回答清楚。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说到底，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人的选择，只有选择了才知道。所以，我意识到，用知识、逻辑、头脑、理性来寻求信仰，很难行得通。这就像没有人等搞清楚饭里有什么营养，营养怎么被消化，被吸收再去吃饭一样。否则，等搞清楚再吃，肯定还没搞清楚就饿死了。

所以，正如吃不吃饭，信不信也是个需要问题，是个选择问题，而不是知识智慧问题。只不过是，有的人不觉得他有这个需要，但他还是有意无意地作了一个选择。依我之见，这个选择还是很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曾是中国人的信仰，曾有无数人为之献身，也曾有无数人为之受害，我想它对每个中国人甚至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能说信仰不重要么?我虔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欺骗了我。这是否意味着什么都是假的，我以后再也不信任何东西了呢?不是。我不能因谬误而否定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