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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林弟兄的自杀

　　“上主啊，愿你开启希望之门!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

　　“没有什么眷恋，(奇怪么?)却沉滞，惧怕;上主啊，赦免我，我原以为总会有些好奇的，但好奇心显然被压抑了。上主啊，我打碎了玩具，你不要责罚我;然而，就是责罚我，也请给我勇气面对未知的一幕。啊，我终于要知道真相了。我不好，我平庸，我德行有亏，洛克的墓志铭都说：让我犯下的邪恶随着尘土掩埋吧。我除了祈祷宽恕，还能做什么呢?请不要看我的罪和错。”

　　在美国旅行时，意外得知绪林弟兄自杀，看到他上述最后的遗言，当时便有锥心痛骨的感觉。随即看他2015年的微博文字，看他豆瓣上那篇日记《未曾虔信》，看崇明弟兄的《行过死荫的幽谷：纪念绪林》，深受震撼，潸然泪下。

　　总是在听闻那些极度追求纯粹、绝对、超验、内省气质的诗人学者选择这条不归路时，这种锥心痛骨之感会一次次击中我的生命——海子、戈麦、王尧、以及给我指导过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余虹老师……这些敏感而善感的灵魂就这样桑烟般告别……

　　那几日早上，沐浴着加州的阳光，和丈夫孩子漫步在湾区美丽清幽的山丘小路上，虽然田园牧歌，虽然岁月静好，享受着尘世间可触的现世幸福，但我却依旧怅然思忖着绪林弟兄的自杀，似乎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孤独感和忧伤感，出世的，彼岸的，那根“灵魂颤栗之线”在牵引着，思绪飞到14年前，2002年，那个23岁的自己。

　　青春时代的我也是一个追求绝对纯粹的女生，对外部世界比较钝感，对内心世界极度敏感。唯一热爱的就是在内宇宙深处做无穷无尽的探索与拷问，所以，对于内心深处的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虚与实、灵与欲的挣扎非常敏感，这导致内心的极大张力。

　　我想，每个人内心都有这种张力。但那些心性纤细敏感，热爱诗歌、艺术、美学、存在主义哲学，并渴望在此在世界践行纯粹人格理想的知识者，对这种张力的感受会比一般人更加强烈，巨大的虚无感、分裂感、痛楚感常常裹挟着灵魂，远远超出肉身的负荷。于是，自杀的意念会屡屡在心中出现，这并不是所谓的“抑郁症”可以简化定论的——正如黑塞所言：“在价值虚无的深渊中，诗人要么自杀，要么成为半人半兽。”

　　要么自杀，要么信主

　　2002年，23岁的我在中文系读研究生一年级时，写下这样一篇日记：《观照与聆听》——

　　1989年2月，海子写道：“我已经走到了人类的尽头。”

　　2002年6月，我也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这种绝望。

　　所有可能的路都尝试过了——最先，寄托于人文理想主义的一生，相信个体活着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精神自足，道德自律的追求而成圣，结果却只让我看到藏在皮袍里的渺小和卑弱;

　　后来，又寄托于审美主义化的一生，认为个体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体验各种各样精致的自我心性感觉，包括忧伤，孤独，颓废，漂泊感与眩晕感。然而，我越是在深渊中自爱自怜，自怨自艾地沉醉，以为可以忘却存在之渊，越是感到自己处在已逝的青春和未知的死亡之双重阴影下，无法彻底生活在别处，在瞬间，在每一刻的当下;

　　再后来，我既不打算做什么圣人，也不打算做什么诗人了，就像大多数人般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算了，我拼命地吃，喝，睡。一边我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一边虚无主义的心也越陷越深。常想，人生如梦，梦是毫无意义的，人生也同样毫无意义。那还活下去干什么?为继续把梦做完?死亡也如梦，人之所以不选择死，而选择生，只不过像叔本华说的，盲日的求生意志罢了。结果越来越看不起自己。恨不得变成青埂峰下的那一颗石头，从此割断这人间痴爱情长罢了。

　　只剩下最后的两条路：要么自杀，要么信主。

　　对于信主，我不太有信心，尽管我从大二就开始听道，大四就受了洗，但我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文化基督徒——我只在形而上思想领域强烈认同祂，但就我个体存在而言却很少与之发生实质关联——我太相信可以靠自己了。根本原因源于无神论：尽管我不断“真诚”的推理、假设、思辨，还是对神到底存不存在半信半疑。

　　至于自杀，我已准备好了。在6月23日的日记里我写道：“死并不是问题，如果死能解决一切其他问题的话。”

　　我记下自己解决不了的三个问题：1、活着有无意义?2、即使有的话，意义在不在神那里?3、即使在神那里，伟大的祂的存在与渺小的我的存在有何相干。

　　的确，从大二开始，我就开始参加教会团契，那时，刘小枫先生成为我精神的领路人。我每天捧着《走向十字架的真》、《拯救与逍遥》、《沉重的肉身》等书读得如痴如醉，也写了不少探索终极意义的文章，办社团、出报纸、写文章、关注启蒙话题，相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道的存在，算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直到读研后，社团不办了，报纸不出了，文章不写了，青春的激情热血也渐渐平息下来，我反而有更多安静的时间和空间来面对自己，尤其面对自己所恐惧的“必死性”这一事实，上述被悬置和遮蔽的问题才凸现出来，并日益纠缠于心，我转而开始怀疑这个“形而上学”的道(神)本身存不存在!而接下去的怀疑是：如果道(神)真的不存在，我为何还要充满理想主义的坚守呢?

　　是啊，反正我是必死的，为何还要理想主义的生呢?为何不活得逍遥一点，妥协一点，享受一点呢?

　　工作的挣扎，思有邪

　　面对信仰的怀疑态度也影响了我面对生活的暧昧态度，也表现在我对工作问题和感情问题的暧昧处理上。

　　那时，我找了一份报社兼职工作，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倦怠这份工作。越来越感觉到，我所报道的新闻基本上都得以市场趣味为中心，但表面上也要披上一层精致的文化的外衣。要为这些泡沫式的东西处心积虑，便有些不是滋味，觉得很浪费时间。

　　另外，我发现，在里面待久了，我开始变成一个心浮气躁、意乱情迷的人，与我原先仅仅是为了赚钱供养自己的初衷越来越远，写着哗众取宠文化快餐式的新闻，堆着八面玲珑职业化的微笑，我不由自主被卷入一个喧嚣而缤纷的社会大舞台：采访、打电话、出入高级写字楼、与文化界的名流打交道，最后还卷入了一场极为荒唐的笔墨官司，见到教授间为了丁点利害关系而勾心斗角，落井下石，甚至大动干戈，更是引发出我的愤世嫉俗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