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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启中和惠惠夫妇的时候，他们正处在人生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

2016年5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这对夫妻。当时启中正在台上激情洋溢地演讲。黄皮肤、黑头发，中等个子、带一些英式口音的英语，时不时会穿插一些中国人才听得懂的玩笑，让我以为他是一个在海外长大的华侨。然而我错了，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而他的妻子正坐在房间最后一排安静地听着丈夫的演讲。后来主持人介绍的时候我才知道，她居然是我的老乡。

当时，启中夫妇刚刚结束在海外十几年的生活准备回日本定居，途径上海。那天分享的内容，是有关于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引发了我极大的好奇和兴趣。在活动结束后，我主动留下来和他们夫妇单独打招呼，对他们分享的内容作了一些回应。说实话，我当时还存有一点私心，我想知道一个日本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家庭是怎样的。

随着我们相识的深入，我逐渐被他们的故事吸引住了。

丈夫：生于中日建交之年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日本时任首相田中角荣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两国结束了战后长达数十年的“非正常关系”，这一对“一衣带水”却又“情感复杂”的近邻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就在同一年，启中诞生于日本东京郊区一个普通家庭。他有一个哥哥。记忆中他成长于一个破碎家庭，和家人的关系并不好，尤其是和父亲从小关系就很差，几乎不说话。启中后来告诉我，他甚至有些憎恨父亲，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当他需要父亲时，父亲总不在家，更不用说很好地教养他和开导他。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的恢复期。在美国的强力援助下，到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已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1964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拉动日本经济大幅增长。到1970年时，日本的GDP总量已经超越当时的西德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到2010年被中国超过。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曾经历一段蜜月期。中国免去了日本的战后赔款，而日本政府亦向中国提供了多笔长期低息贷款援助(约合300亿美元)，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帮助。北京国际机场和地铁均是在这些贷款的支持下建成的。两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发展很快，“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一度成为媒体的基调。

然而到了80年代末，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引发民间排外思潮不断兴起，日本右翼势力借此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时有发生，两国间在一些历史和外交议题上的摩擦使得中日两国民众的反感甚至仇视时不时加深，这种情况一致延续至今。

在启中的记忆里，他在日本成长期间和中国人的接触并不多，受到日本官方媒体一些刻板报道的影响，对中国人的印象并不好。然而当时他从未想到，在不久后的将来，他这一辈子都会和中国发生紧密的联系。

妻子：四代基督徒家庭

在惠惠出生以前，她奶奶的妈妈是家族里的第一个基督徒，受她的影响，整个家族里很多人都接受了基督信仰。惠惠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她是最小的妹妹，哥哥姐姐都信了主，父亲还是个传道人。

惠惠所在的城市在清朝时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沿海城市之一，也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早期传教的主要基地之一。

1920年，惠惠奶奶的妈妈因为生活艰难，经常哭得很伤心，以至于害了眼疾，有一天她去当地宣教士开办的医院看病，遇到了一位医生。医生看到她孤苦可怜，格外照顾她，后来不仅治好了她的眼睛，也带她信了主。

基督信仰的种子由此带入了这个家族。惠惠从小就生活在基督徒家庭里，在她成长的村庄，当时还没有公开的教堂，信徒们平时都是在家里聚会，她的家就是聚会点之一，从小她就经常帮大人搬座位，唱诗歌，参与各种服事。

在16岁的时候，惠惠的生命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尽管从小很熟悉上帝，但是这是父母的神，当时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接受这位神成为自己生命的主。

高中毕业后，惠惠复读了一年，尽管学业上遇到一些挫折。但是上帝对她的计划却超出她的想象。1998年，惠惠有机会去到上海，接触到一些外国基督徒，学习了英语，开阔了视野。一位上海的朋友建议她去外国读神学，正好当时她有朋友从国外回来带了一所圣经学校的报名表格，惠惠一边祷告寻求神一边就填了寄去，没想到后来就被录取了。那个时候，她也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活从此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在异国他乡，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被上帝安排走到了一起。

丈夫：不敢告诉朋友，我是基督徒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启中去国外留学交换了三个月，在那里，他第一次走进了教会，三个月后他在那里受洗。许多年后当被问及为何会信的时候，他坦白地告诉我，他认识上帝的过程“普通又快速”，并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发生。

不过启中也坦言，他之所以信，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自己在教会被接纳，“我心中一直渴望被接纳，而我在破碎的家庭中不被接受，在外面也没有。如果在日本的话，我可能不会信主。”

启中告诉我，许多日本基督徒都是在海外信主的，原因是一方面在日本看不到许多的教会，没有许多基督徒。“而且在国外，你会有更开放的心，你出去就是接受新东西的，所以有更少的压力。”而回到国内后，压力却无处不在。

成为基督徒后，启中回到了日本，他的家人在得知他信主后的第一反应是反问他，“你怎么会变成基督徒呢?”

启中向我解释，在日本社会，宗教(syukyo)是个非常负面的字眼。日本人往往认为宗教是失败的人才去寻求的，只有精神薄弱的人才会信。而对于基督徒，尽管日本人会尊重他们是有道德的人，但是亦会敬而远之。

启中告诉我，日本人非常看重自己在别人心中的样子，因为怕朋友们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后对自己“有看法”，直到工作后两年，启中才在一次喝了酒之后壮着胆子向朋友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不出所料，朋友们纷纷问他：“是不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受了什么打击?”在启中的同龄人中，鲜有基督徒，而大家普遍的看法是，人应该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寄托于上帝之类虚无缥缈的存在。

在日本社会，集体认同感和一致性是一个重要的共同价值观，个人主义从来都不被推崇。启中坦言，“我在日本的时候，既不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也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在日本工作两年后，忧郁的启中迫切地想逃离这个令他窒息的环境，而此时去学习《圣经》的想法越来越强烈，然而直到最后辞职的时候，他也不敢把这个理由堂堂正正地告诉老板，只是说，自己要去学习。

“嫁谁都可以，但不能是日本人”

1999年，启中又回到了自己曾经信主的国家。在那里的圣经学校里，启中认识了来自中国的惠惠。

“说实话，一开始我对中国人的印象并不好，他们总是很吵闹，经常迟到，而且不尊重规则。但是惠惠不太一样，她很特别。”启中回忆道。

而惠惠告诉我，在她眼中，启中也是一个“特别”的人。

2000年，惠惠出国留学。“当时我们英语都不是很好，我又比较内向，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说过话。”直到2001年底，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启中做了一个5分钟的演讲，他用很幽默的方式把信息带出来，引起了全场轰动，也让惠惠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后来两个人有了更多的接触，逐渐对对方都有了好感。

“他最吸引我的是他的信仰和他的正直。有一次，朋友送给我们一条鱼，我们本打算晚上一起去他的住处烧了吃晚饭，但是后来因为有事要到很晚才能去做晚饭，他就和我说我们都是年轻人，今天时间已经很晚了，吃好饭就更晚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试探，我们还是改天吧。当时我听了心里就很尊重他。”惠惠说。

2002年，惠惠爸爸癌症晚期，她回国去看爸爸最后一面，她给父亲看了启中的照片，告诉爸爸这个人有可能是他未来的女婿。

然而当时，惠惠的表姐知道启中是日本人后，却对她脱口而出，“嫁给谁都可以，但是不能是日本人。”

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复杂情感”，惠惠是有切身体会的，在海外生活期间，有一件小事至今让她记忆犹新。

一次在教会的一个活动中，现场模仿奥运会摆放了各国国旗，一个来自国内的母亲带着她七岁大小的孩子一起来参加。孩子一看到日本国旗，就一把拿到手里，扔在地上踩了几脚，嘴里还嘟哝着“踩死日本人”。

这件事情让惠惠非常震惊，也深深反思，“一个中国孩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是怎样的环境让他变成这样的呢?”这或许也就不难理解在日本3.11大地震后，甚至连一些中国基督徒都会说出感谢上帝这样的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