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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要用头去撞命运之门时，我的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敲响了我的房门。时间是1982年年底。

她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从武汉进修回来，弯到我居住的小镇上来看望我，并为我带来一些复习材料。在她带来的书中有一本是英文的新约圣经。我当时没太在意，想到她是学英文的，读英文圣经也很自然。但有一天，她对我说她是基督徒，使我十分吃惊。我原以为基督徒只有在文学作品和电影中才出现，可这位看上去很正常的朋友却说她就是基督徒。而且事情并没有停在这里。她接下来劝我信耶稣，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当时想，我刚刚摆脱共产马列的精神枷锁，怎能再为自己找一副基督教的镣铐呢?于是，我对她说，我是无神论者，很坚定，不能相信一个虚无飘渺的上帝。她问：那你信什么呢?我说我只相信我自己，信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她不跟我争辩，只是微笑。她知道我在大学里骄傲狂妄，目空一切。她担心我可能不会把她放在眼里。

其实不然。在我心目中，她很好，很善良。一个良善之人的宗教，一定有良善的成分(我那时仍以马克思的“鸦片说”为宗教的“定义”)。于是我想，我可以不信她所信的上帝，但我没有权利让她不信她所信的上帝。信仰是什么呢?无非是一个精神的港湾。她需要一个港湾。当然我也需要，但不是这一个。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到基督教信仰。而且接触到的不是经典与教义，是一个活生生的宗教的人。(在一个宗教的人里面，经典和教义，甚至其信仰对象都是隐藏的——你看见的是一个生命。但如果没有经典、教义和信仰对象，这个宗教的人又是空洞的和无生命的。当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时，只证明了他对宗教的无知。不信宗教的人给宗教下定义，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虽然我那时没有接受我朋友介绍给我的基督信仰，但接触到这个信仰，的确是我人生中的重大事件。这是那亘古呼唤对我心灵耳朵的第一次撞击。然而我的耳朵有毛病，听不见上帝的呼唤。诗篇第14篇1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我就是那愚顽人。我拒绝上帝。我不允许上帝以一种在我看来是虚无飘渺的存在形式，介入我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生活。我要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后来我才明白，连我的愚顽与刚硬，都是上帝在我生命中行施他至高主权的结果，正如罗马书9:18所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事实上，上帝拒绝了我的“拒绝”。信仰与生活都常常以悖论的形态呈现。当我说我拒绝上帝时，我和我那位笃信上帝的基督徒朋友的友谊反而越来越深。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我希望以后用更多的篇幅写一写我的妻子。我为上帝将她带进我的生命而感恩不尽。她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答应与我相携而行。我不知道在我长达八年抗拒上帝恩典、也给她带来忧伤的日子里，她在上主面前献上了多少掺和着泪水的祈祷。但神恩无限，不轻看她的眼泪与祷告，在悦纳和拯救的日子，神从高天伸手救我脱离了罪恶与死亡的大水。这是后面的故事。

现在我要说的是，当一个基督徒成了你的妻子时(我们1983年8月结婚)，你的生活和这个信仰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了直接的碰撞或冲突。我举个例子，比如祷告。祷告是基督徒的最基本的生活内容，追求上进的基督徒都渴慕祷告。对今天的我来说，祷告是我的呼吸，我每天以祷告为祭献给我的主、我的神。我也以祷告为从神支取恩典与能力的渠道。但在我当初不信神的时候，祷告对我来说，不过是一种在现实中远眺虚幻世界的自我安慰形式。可我妻子常常拉我跟她一起祷告。我必须强忍烦躁接受她的邀请，因为爱她就得迁就她。但祷告完了，妻子很喜乐，很满足，我却一副痛苦的样子。我知道自己并不相信。如此“祷告”，岂不是在过虚伪的宗教徒生活?

我那时满脑子想的就是靠自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1983年5月我参加了武汉一所大学的研究生考试，报考的专业是世界文学。考完后我开始坐卧不安地等待结果。结果是，成绩第一名，但因政治问题学校决定不录取。我不死心，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放过这次读书的机会。最后，奔波了将近一万里地，找遍了所能找的各种关系，希望还是破灭了。

离开武汉的那天，我来到那所大学的校长办公室，想再求这位搞科学社会主义出身的校长施恩与我。校长合上手中的报纸，抬起眼睛问我：“听说你为这件事还给胡耀邦总书记发电报了?”我说是的。我的确跑到邮局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发了一份300字的电报。“这样一件小事你也麻烦总书记?”我心想我是病急乱投医，这事对总书记是小事，对我是大事。其实我也知道那电报能不能发出去都是问题;虽然我已付了费，但通常邮局会认为发这类电报的人脑子有毛病。校长最后说：“回去吧，别跑了。在我们国家，每一所大学都归共产党领导……”

我一下子发现我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那天，我沿着一条小路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天空云层低垂，一如我当时的心境。我一边走，一边让沮丧和失望尽情吞食着我的思绪，不知不觉走到了长江大桥上。我站在桥上，看着向东奔流的江水，突然感到人生还是有希望的。只要自己不倒下，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拦阻你前进的脚步。

其实，就在我站的那个地方，每年都有人因对生活绝望而跳进滚滚江水。

我也跳吗?

不。

五、神从高天伸手

在1983年8月到1985年6月的两年时间里，我开始寻找另外一条奋斗之路：做生意，开书店。一次，我登着三轮到火车站拉书，一位昔日的大学同学看见了我，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跑过来。我当时汗流浃背，正上一个斜坡，便对他吼道：“快推!”那同学忙跑到车尾，帮我把一车书推到平坦处。我的这些同学们，许多人当时在官场已经开始发达了。不知他们看到他们昔日的“年级长”这副苦力模样，该作如何感想。

妻子看我“奋斗”得很苦，也知道我内心比外表更苦，就在安慰中劝我：求神吧……看看神会为我们安排什么样的路。这些话增加了我的烦恼。我心想，又是神!我和朋友合伙开的小书店被大水淹掉时神在哪里呢?我蹬着三轮累得精疲力竭时神在哪里呢?我被命运捉弄得一塌糊涂，一喝酒就醉，醉了就痛苦呻吟，神能听到我的哀声吗?

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孩子(我们的儿子在1984年8月出生)。我对妻子说，孩子要喝牛奶，牛奶是要用钱买的，钱要花力气去挣……生活如此现实，你为什么老想着那位虚无飘渺的上帝呢?妻子和我都在一样的难处里，我是外表刚强，内里十分脆弱;而妻子是外面脆弱，内里则异常坚忍。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她有上帝作支撑吧。可我没有。我必须自己把三轮车蹬上去。

妻子看我心底刚硬，只好为我祷告(在我一生中她是为我祷告最多的人)。我的岳父——一位敬虔的老基督徒，也为我祷告。还有几位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宣教士也恒切地为我祷告。那几位宣教士是我妻子的英文老师，也在她属灵的事情上给她许多帮助和安慰。一次，妻子去问一位她十分敬重的女宣教士：“你看我丈夫还有希望吗?”——妻子的意思是，我还有没有希望得救。那位宣教士犹豫了一下，然后用不太流畅的中文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很骄傲。”

这个回答让我妻子备感伤痛。她真害怕我“没希望”了，就不断流泪，祷告更加恒切。一天，她很动感情地问我：“你知道人死后到哪里去吗?”我当然知道她所期待的答案是什么。我说：“上天堂，或者下地狱。”她的眼睛湿润了，说：“我们这么相爱，到时候我去了天堂，你去哪里呢?”她故意回避不说“下地狱”这几个字。我看她说得如此认真，就以戏谑的口气“安慰”她，我说：“你放心，到时候你只管去天堂，我就在你们的天堂外面搭一个小棚子，享受一种基督徒家属的待遇……”(后来当我传道作见证时，说到我的戏谑与顽梗，人听了会笑;但我心里的感觉却是想哭。主啊，你实在是大有怜悯，没有在我悖逆之时收取我的性命。我信主之后，才知道原来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并没有一块空白地带是让“基督徒家属”搭棚子的。?D堂或地狱，人没有第三种选择。所以我常劝夫妻中若有一人还没有信耶稣，要赶快信，免得二人将来天渊相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