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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牢里住的时间并不长，十天后就被放了出来(有点像今天的“密集课程”)。释放时，党籍被开除，大学也读不成了。这个人生命运的骤然转变，使我很长一段时间恍然如在梦中。但最叫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个我喊得最响的“自由”。党籍诚可贵，学籍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视自由如生命，但什么是自由呢?这问题盘桓脑际，久久挥之不去。没有进监牢前，深感生命中缺少自由，于是就“要”自由;捉进去之后感到更不自由。那么放出来呢?自由了吗?仍然没有。我虽然身体出了牢狱，但灵魂似仍在捆锁之中。被释放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我爬上一座小楼的平台，面对星空我问：“什么叫自由?”那一刻，似乎满天星星都变成文字，也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九年后我才找到。那一年夏天，神的儿子耶稣救了我，我才知道，原来自由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形态——“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一书5:12;约翰福音8:36)。当耶稣——自由生命的源头与本体——来到我生命中的那个时刻，自由实现了。

然而，那定意要救我、赐我自由之生命的主耶稣是怎样找到我的呢?

四、“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这是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堕落后，神在伊甸园中对他发出的呼唤。其实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只渴望听到上帝呼唤的耳朵。然而，尽管神的呼唤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但由于这只渴望聆听的耳朵被人的罪堵死了，人还是又聋又瞎，且硬着颈项反叛上帝，在灭亡的路上狂跑。

1982与1983年之交，这声呼唤临到了我，但那时我的耳朵也是堵死的。

1981年6月中旬我被从看守所放了出来。释放当日，我就被押送回原先的工作单位，在那里做了资料管理员，一个月有三十几块人民币，可以养活自己。政府这样做已经很宽宏大量，后来听说原本是打算多判我几年的。我这样的人，据我们当时的大学校长说，如果在文革中，是应该“这样的”——他边说，边拿手在脖子上一抹。既然没有被“这样的”一抹，那我还得继续活下去，走自己的奋斗之路。但那段时间里，常常醉酒，长歌当哭。一次酒醒之后，想到人生与现实，忽觉眼前的一切都陌生得叫人惊悚。免不得又是一番感慨。于是旧病复发，赋诗“说愁”。那首诗是我被释放后写的第一首诗，题为《陌生的河》，开头是：

波浪打湿了记忆的

边缘，溶解着

凝缩在深处的悲苦

一颗震颤的心在呻吟——

我的陌生的河哟

我的陌生的河哟

结尾是：

如果你不是流向太阳

我为何要执着地歌唱

脚印、眼泪、歌声

偎依你翻卷的波浪——

我的陌生的河哟!

由此诗可以看出，我曾以沸腾的血液向之倾诉的那个对象开始变得陌生。但我仍未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太大的失望情绪。即使在不久后一首名为《在死海上》的诗里，我还是表达了一种对自我生命能力的肯定：

在死海上

一切都死了，或者，正趋于死

波浪已经凝固，凝固成

以埋葬为职责的山峰与深谷

看那一盏遥远而渺茫的灯火吧!

那是死了的灯火，如同

垂死的鲨鱼呆滞的目光

唯有他

最后调动着周身的血液

把他那被风暴打得歪斜的船头

深犁进冻僵的海面

他颤抖着嘴唇

为自己讲述一个淘金人的故事

他怕这声音一停下来，就会

软化了他握桨的手臂

这是在死海上

是的，在死海上……

这首诗写于1981年9月。“淘金人”是杰克伦敦小说《热爱生命》里的主人公，曾和一只垂死的狼争夺生存的权利，而诗中的“他”则用这故事鼓励自己与命运搏斗。此后，我整整五年没再写诗。我开始复习功课，用心读书，准备考研究生。在大学时忙于忧国忧民，许多该读的书都没有读。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只是当兵时读了《哈姆雷特》，但那段时间就把整套全集读完了。可是，在当时政治审查制度还相当严格的情况下，考研究生容易吗?好心的朋友劝我说：“你这政治条件，恐怕不行。”我心里也没底，只是对朋友说：只要命运之门有一条缝，我就要拿头去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