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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主，我在你面前献上悔改的祷告，求你赦免我偷窃、欺凌弱者的罪。我已经无法找到那些被我欺凌的人，向他们道歉;但主知道他们在哪里，求主用恩手抚平他们因受欺凌而留下的伤痛。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在弱者中我是真正的弱者。我是陷溺于己罪、有能力做恶、无能力行善的弱者。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诗人大卫愿意如此在你面前祷告(诗篇第51篇)，而我也愿意以他的祷告向你献上我忧伤痛悔的心——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

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归顺你。

三、穿过夏天

1981年夏天，我因参与学潮被开除党籍并离开大学后，曾计划以“穿过夏天”为题，写一写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生活。但因我生性疏懒，写了提纲，就停下来了。现在我把这个题目用在这里，来描述一下那个如夏天般热情的时代。

七十年代末进入大学的那一代人，是沿着一条苦难的长廊，与共和国一同走过来的一代人;他们喜欢把自己的人生前途与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去思考。也许有人会认为那只是一种肤浅的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在当时十分宝贵。比起今天一些年轻人的杯水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那种“肤浅”已经算是深刻了。

我1977年夏天退伍回到河南，那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一大群文革中耽误了学业也耽误了青春的年轻人，在1977、78、79三年中陆陆续续涌进大学校园，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观。我是1978年考进大学中文系的。进校以后，由于我的党员背景，又在部队干过，就任命我作年级长和年级党支部副书记。父亲那时右派也平反了，我心中的阴影也消除了(好像右派那时开始变成一个褒义词了，电影里一出现右派，总是那种受了冤屈的忠诚、正直的形象)。然而，正是这些外在环境的改变，使我里面的骄傲、轻狂与浮躁有了更多的表现空间。而且这种内在的人格形态，却常常被赋予一种看似正义或庄严的外在表现形式。

那时觉得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要“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一时间，五四青年的热血又在我们的血脉中滚动，好像我们这一代人真能为中国找到一条走出苦难长廊的道路。这样的激情，这样的狂热(当然也有真实的东西)，都在我那一段时间的诗歌中表现出来了。1980年下半年，是我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四年的海岛生活，使我的诗歌中充满了船与海的意象。在其中一首题为《诗誓》的诗中，我对自己追求真理以及要为人民命运奋斗的坚定性，做了这样的描写：在被风魔所拥吻的大海上，“我”驾着一只载满“我”的诗歌的小船，匍匐前行。这首诗的最后一段写道：

对岸，如果没那一粒粒

灯火，——灯火般的

眼睛，——眼睛般

渴盼的心

我为何要走这剑齿般的路?

倒不如让风暴把我

连同我滴血的诗

颠覆在海的深谷

那样，天晴后

海水会变得蓝些……

这首诗发表后不久，我就因参与学潮被拘捕了，时间是1981年6月。学潮发生在1981年1月，当时因学校治安状况恶劣，学生开始贴大字报，最后发展到罢课、罢考，以至上街游行。在校园内大家喊的口号是“维持学校治安”、“打倒官僚主义”。可一上街，口号就变成了“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几千人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喊着口号，好像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在我们的歌声和口号声中立时就会改变。我那时年轻，嗓门也大，竟被官方误认为是第一号学运领袖了(用他们的话说，是“某某政治事件的主要头头”)。半年中我受到40多次盘查、审问，最后被戴上手铐送进了拘留所。进去后，我才知道他们称牢房为“号子”。我住的“号子”短短几天就由8个人增加到12个人。那“号子”就是世界的一个缩影(我在“号子”里学到不少有关人性的功课)。在“号子 ”里的第一个夜晚，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觉，脑子里一团乱麻。“要自由”的口号，我喊得最响亮。然而不但没“要”到自由，自己反而给弄到一个更不自由的地方来了。越想越觉得人生中有许多事情太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