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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3年出生在河南农村，父母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上面有两个哥哥，比我大十多岁。因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突出”，小时候就做了切除手术，但手术不够成功，造成了神经性膀胱小便失禁，所以，我常年白天裤子是湿的，夜晚床铺是湿的。好在小学离家只有100米，我勉强上完了小学，但中学比较远还要求住校，没办法就只好辍学了，看见别人上学，自己不能，心里很难受。

从小到大，我都很内向和自卑。我常想到死亡，甚至都没想过能活到老，我绝不能等到父母都不在了，我要在此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一定不能等到连死的能力都没有了的时候。在人生路上，就算我什么都不能掌握，但我一定要掌握自己的死。

我的得意和幸福，来去匆匆

17岁那年，为谋生计，哥哥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去学美容美发。没想到这成为我生命中的转折点，也是我自以为“得意和幸福”的开始。

我开始接触社会上的人，才发现原来有很多吸引人的东西，我跟着他们一起混、抽烟、喝酒、赌钱、看黄色录像、嫖娼。因为心灵的空虚和对自己生命的不满，我觉得人生在世就是为了享受。

随着手艺越来越好，到了自己独立开店的时候，我越来越能混了，我的店就像客栈一样，不管我在还是不在，总是人来人往。我买了一辆摩托车，有时候一个月里我都不知道摩托车被谁骑走了。父母已经管不了我了，小时候因为依靠他们，出于惧怕才听他们的，现在我自己有能力了，父母说什么我顶多表面说声“好”。

2003年，我旧病复发导致肾积水，医生告知可能需要换肾和透析。我当时听不懂，从来也没去过城市，总觉得医院会为了多挣钱而吓唬人。等做完手术，我就觉得没事了，药也经常不吃，该怎么混还怎么混，甚至整夜喝酒、赌钱。

随着年龄的增长，周围很多同学、朋友都结婚了，我也渴望结婚，但同时又挺怕的。那时候生意还可以，就有人给我介绍对象。2006年初，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女孩，跟我同行，人挺漂亮的。当时去见面只是碍于朋友面子，但却发现两个人挺聊得来。我就把自己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都跟她说了。她说没问题。就这样，我们很快结婚了。婚后，我以为那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有事业、家庭、朋友，我有了人生目标，就是一家人过幸福的生活。

我装修了房子，扩大了店面。但就在开业后一个多星期，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脚肿了。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到医院一查——尿毒症，必须透析。我的人生一下子落到绝望的地步，我的那些朋友，平时看上去很哥们意气的，慢慢都离开了，然后一些亲戚也离开了。

十年前，农村人最害怕的事就是借钱，甚至把钱看得比命都重，说什么都可以，就是别提借钱。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痛苦失望，但都还能理解，可是不到几个月之后，我的妻子说要跟我离婚。我不愿意离婚，甚至还吓唬她，但我知道这并不是办法。

如果跳下去，我的生命一分钟就结束了

短短几个月，病情急剧加重。父母希望我做肾移植，也借了钱，他们都愿意给我一个肾。到了省会，医生却说根据我的情况，不能做肾移植，很可能人财两空。这相当于宣告了我的死刑，当时一周至少要透析两次，一次五百块钱，一个月要花好几千块，这在十年前对农村人来说是根本不敢想的。就算把能卖的都卖了，能借的都借了，有钱人也只能撑三四年，我们家撑一年就不错了。

就在我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接到妻子的电话，她说她要结婚了。这对我打击很大，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她不但没有安慰我，反而离开了。

回家后，整个人好像是没有了灵魂，行尸走肉一样，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天，但还是想活着，毕竟那时我才23岁。后来，我一个人到上海求医，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满心期待着大医院也许能治我的病，结果也不行。

这个病，该透析了没透析就特别痛苦，水和毒在身体里，心脏就会像吹气球一样慢慢被吹大最后爆炸。夜里睡不着，我就跑到房顶上，当时我借宿在表弟宿舍，25层的楼顶上有一个很高的信号塔。半夜两点我爬上信号塔，看着东方明珠，看着整个大上海灯火通明，但这个世界跟我再没有关系了。我当时就想，如果跳下去，一分钟内我的生命就结束了。

但我没有，一是不甘心，我还不想死;二是害怕，死了之后我会到哪里去呢?

从上海回到老家，父母劝我再去北京看看，一是奔着北京的技术，二是想看看有没有能帮我们的媒体。抱着这样的希望，我又一个人来到北京，也是因为我不愿意死在家里，能在北京结束生命也行，在这之前我要去看看天安门，看看长城。

这样活着比死还难受

但没多久，我父亲就跟来了，他不放心。在北京，一个老乡跟我父亲说，你们家的钱花完了，你儿子就完了。不如去大街上乞讨，写个牌子，把身份证、病历都帖上，或许有人能帮你们，有的话就能多活几天。我父亲居然接受了老乡的建议，我知道他是多么爱面子的人，但为了救我，他竟借了一辆三轮车，推着我上了街。

第一天去，我就觉得丢人，拿着纸牌子捂着脸，低着头，谁都不看。有人给了我们几块钱，我说我情愿死也不愿意再去了。但抵不过父亲和老乡的劝说，我父亲真是愿意用自己的命来换我的命。

第二天跑到西单门口，有很多人愿意帮我们。遇到有人给我们十块钱或五块钱，年迈的父亲就跪下来，给他们磕头。看见这一幕，我心如刀绞，悔恨、羞辱、愤怒、心疼、无奈，我无法表达我的心情，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老天爷不公平，所有人都对不起我。我在心里呼喊，但却不知道向谁喊：谁能救救我，我就给谁做牛做马!谁来拯救我，要么我不活了，因为这比死还难受，这样活着还有任何意义吗?

白天，我父亲站在三轮车旁边，我就坐在三轮车上，闭着眼，根本不看人，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但无论如何，我们乞讨到了每周透析的费用。后来在公主坟乞讨时，也遇见过一些媒体的人，可都没什么用，根本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父亲祷告，我气得撞头

一天下午，有两个年轻人来跟我父亲聊天。其中一位说：“这个父亲不是骗人的，这病是真的，我有三个亲人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他俩一直跟我父亲聊天，也没给钱。我坐着听，一直没睁眼，觉得挺烦的，心想要帮就帮，不帮你们就走人，啰嗦啥呀!

通常有人帮我们，顶多就给几个钱，人马上就走，才不会站在那儿跟你聊天呢。我就想看看这两个人，他们一见我睁开了眼，就给我讲耶稣。我当时的反应就是信耶稣有什么用啊，我现在需要钱，有钱就能救我。但我还是从他们手里接过了那本小书，就是新约圣经。

他们说，想介绍我认识一个也是得了尿毒症、信耶稣之后痊愈的人，说完就给那个人打电话，没想到，过了一会儿那人就到了。地铁站里不方便说话，他就约我们去他家附近，请我们吃饭，要跟我们好好聊聊信仰。虽然人生地不熟的，我还是愿意去，觉得这个人跟别人不太一样，他既然愿意跟我聊，我就跟他聊，我还怕什么啊。老乡提醒我别被人骗了，我说，我都这样了谁还骗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