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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基督》这本书强烈呼吁要结合恩典与作门徒，并认同基督徒的信靠在定义上就是作门徒。会提到这点，原本是针对纳粹时期的具体历史情势和议题，以及信义宗教会对信心与行为两者之间关系的看法。潘霍华主张真正信义宗对信心和行为的看法，是隐含在“作门徒”的概念之下。

对潘霍华来说，作门徒是基督徒存在的一种形式，其中包含了信心与善工，因为其源头乃是与基督的联合一致。事实上，“来跟从我!”这个命令的所有内涵就是耶稣，因此，那是纯粹的恩典。

• 恩典的呼召——来跟从我!

跟随的呼召与耶稣基督这个人密不可分;透过这位呼召者的恩典，所有律法主义都被打破了。那是恩典的呼召，充满恩典的命令，超越了律法与福音两者之间的对立。

“来跟从我!”这个命令既没有提出待完成的事项，也没有提供可以用来自我称义的计划——正是追随廉价恩典者所害怕的。耶稣只是单纯呼召人进入祂的同在。此命令终结了罪恶自我的奋力争取本质，因此剩下的只有耶稣基督祂自己。

就在发出跟随命令的当下，耶稣向人类跨出了最后一步，祂与人变得更亲近，比人与人还亲密。耶稣最后的恩典之举，就是发出命令：“来跟从我!”祂藉此走向人，甚至到取代人的地步。因此，来跟从的命令是恩典的呼召，是充满恩典的命令，“超越律法与福音两者之间的对立”。

• 单纯的顺服

作门徒的本质，如潘霍华所定义，就是单纯的顺服。潘霍华认为，单单顺服的表现就发生在耶稣呼召税吏利未时：“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可》2：14)他就起来，跟从了祂──耶稣。

潘霍华时代的信义宗教会拒绝单纯的顺服，将呼召与顺服之间的立即关系另作解释，忽视圣经原意。他们推测利未的立即顺服，是因为他早已认识耶稣，已经准备好要来跟随祂，并认为耶稣的呼召实施受限，耶稣的命令对当时的环境情势实无用武之地。

潘霍华认为对单纯顺服的漠视，源于对路德的生命与神学观的误解。潘霍华时代的伪路德信徒(pesudo-Lutheran)认为，路德是抱着天主教的积功成义观点进入修道院的，正如名句“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所言。

为了寻求信心，路德来到了修道院，因为他当时认为信心取决于对律法的顺服。后来，路德也是在修道院里发现信心不是人努力争取来的，而是上帝的恩典。(他当时还没有透过离开修道院去跟随耶稣基督的挑战中得释放)。相反地，路德发现在敌对福音的世界里冒着莫大风险来真正追随基督，反而让他找到真正的自由。

作门徒的呼召，对路德而言，并没有挪去要遵守耶稣之困难要求的责任，相反地，路德被激励更要在这世界活出祂的信心。因此，并不是“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而是“只有信的人才会顺服”。信在顺服之先，也是凭着信心，因着信心跟随。因着这番体悟，路德离开修道院的律法主义，重新进入了世界。

根据对路德生命的这番解释，伪路德信徒反对“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的律法主义或积功德的义，并极力拥护“只有信的人才会顺服”原则下的因信称义。

但对潘霍华来说，这样的因信称义会产生问题，因为它除去了顺服的必要。

如果顺服是要凭着信心，就会带出顺服对信心来说并非必要的结论，且大大排除顺服之举的必要性，变成潘霍华所称的“廉价恩典”。恩典的功用，变成“掩饰罪的廉价手段，人无须痛悔自责，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脱离罪的辖制”。

这个神学观点只申明信的人会顺服——它不仅教导廉价的恩典，也拒绝单纯的顺服。一种将信心或行为排出优先级的信仰，无法生出单纯顺服的门徒生命，反而会堕落成积功德的义或廉价的恩典。

“信心”和“顺服的工”

信心与行为这两难问题该如何解决潘霍华在《追随基督》一书中论到，可透过他所谓“可产生信心之处境的概念”(theconcept of the situation where faith is possible)来解决。关于此处境，潘霍华提出四要点：

第一，唯有耶稣基督的呼召能使其成为可产生信心之处境。第二，可产生信心之处境绝非人所造的。作门徒不是人自己提出来的，唯有呼召才能创造此处境。第三，该处境的价值绝非在处境本身，唯有呼召使其称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产生信心的处境只能在信心中发生。

潘霍华用“呼召”、“处境”和“信心”来描述顺服信心的生活，在这样的理解下，我们才能正确说明“信心”和“顺服的工”两者之间的关系——耶稣的呼召带出可产生信心的处境，同时也是信心才可能带出的这样处境。

潘霍华利用“处境”的概念来同时连结“信心”与“行为”，而不落入积功德的义或廉价恩典的圈套。

可产生信心之处境的概念，在以下两项真实的陈述中，只是对事实的一种描述：只有信的人才会顺服，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Only the believer obeys and only the obedient believes)。这两项陈述只有在论及“信心与顺服两者密不可分之合一”的情况下才是事实。

“只有信的人才会顺服”，若是意为“唯靠信心使我们称义，非靠顺服之举”，那就是真实的;然而，如果这个陈述被解释成事情的先后顺序──先有信心再有顺服，那么这个陈述就是错的。一旦冠上时间顺序，信心和顺服就被分开了。

同样，“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若意为顺服是信心的先决条件，而且“不会变成自欺的假虔诚──廉价的恩典”，那就是真实的;但如果顺服被当作第一步，接着能成就下一步──信心，那么这个陈述就错了。

只有以“信心和顺服的工”之合一整体作为背景来诠释，这两个陈述才是正确的。

基督才是焦点

潘霍华认为“密不可分的合一”来自对耶稣呼召的单纯顺服。那份呼召之所以能带来单纯的顺服，只因那是耶稣基督的呼召：“呼召与行动能够紧密相行，其最佳原因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祂自己。发出呼召的是祂。”

单纯顺服的生命不是基于一个“有关基督的想法”，因为这样的想法会变成一种原则，最后被抛诸脑后。正确的说，“作门徒的呼召是单只对耶稣基督委身”，因为只有基督能呼召人的存在进入合一，因为唯有基督是真实的合一。

积功德的义的根本错误，如伪路德神学所阐述的，在于将信心的地位置于行为之下，而该神学又以行为的地位在信心之下来响应此错误。

然而，在潘霍华看来，积功德的义的错误不仅止于将信心的地位放在行为之下，而是将信心从那错误的次级观念中抽离。伪路德主义并没有因错置信心与行为的关系而解决律法主义的问题，反而以另一种形式重复了律法主义。

积功德的义与廉价恩典引发的灾难，源自将信心与行为两者之间作了严格区分。潘霍华的称义观，则是超越这二分法，把焦点回到基督身上;信心与行为是一整体，是在基督里首要的部分。

律法主义和伪路德主义将基督徒的存在划分为信心与行为，但在门徒的生命中两者是合而为一，以回应基督的呼召。

结论

20世纪的上半场，身为信义宗之子的潘霍华曾坚守新教之保罗式改教运动神学(Pauline-Reformation)的称义教义——罪人唯在基督里因信被称义。我个人认为，保罗式改教运动神学的称义教义，对潘霍华来说，不仅仅是信仰在传统上的里程碑，也成为他神学观的基本要义。

人类真正的自由，来自于能使人称义的道。称义之道中，从起初到末了，基督全然都是为了信徒。

潘霍华认为，基督徒生命就是要一再放弃想要更多称为义的想法，因为这只是一种自我的特质;我们反要凭着信心抓紧基督作为我们唯一的义。

如此，我们自己活着就是基督!人类在称义中得自由的时刻，就是宣告人手所作的工之罪恶，也同时因相信圣灵在里面动工而勇于去行的时候。如果有任何善要透过我发生，那么上帝就必须成就!

从起初到末了，潘霍华一直是个谈论恩典的神学家，而他的称义观是他对真理所做的最大见证，也就是唯靠恩典、唯凭信心在钉十架、复活、升天的神儿子里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