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姆·凯乐：除掉成功的瘾癖有多难？
作者：提姆·凯乐 2016-12-11 点击:...次
“对平庸的极度恐惧驱动着我” 以下是流行音乐明星麦当娜(Madonna)自己所描述的成功的诱惑： 我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但我所有的意志都是在与一种可怕的无能感作战……我越过一个个它的咒诅，看到自己是个特别的人;然后当我进入另一个阶段时，又开始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平庸而无趣的人……这样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推动我生命的力量，就是这种对平庸的极度恐惧，而它就一直在推着我、推着我。即使我已经成了响当当的人物，我还是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是个重要人物。我的这种挣扎从未停止过，恐怕永远也不会停止。 对麦当娜来说，成功就像毒品一样，能带给她胜利和价值感，但高潮的兴奋很快就消逝了，她就又得再打一剂。她得一再地证明自己的价值，但这背后推动的力量不是喜乐，而是恐惧。 玛丽·贝尔(Mary Bell)是企业界高级主管的咨询顾问，她曾说：“成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酒精。”她又接着说： 现在最杰出的人不会有酗酒的问题，但他们会滥用自己的生命……因为你很成功，所以就会有好事发生;当你完成了一个计划，就感觉自己好像是炸药一样地充满能量。但这感觉并不能持久，之后你又回到平常、平淡之中。于是你就想：“我得再开始一个新的计划。”这也是很平常的事。可是你已经爱上了那种陶醉的感觉，所以很想要一再地享受那种感觉;但问题是，你不可能一直停留在那样的高潮之中——比如说你所从事的一笔交易没有成功——于是你的自尊受到威胁，因为你的自我价值是靠外物建立起来的。在这样的循环中，最终你会越来越经常地落在痛苦的状态中，而高潮的经验也越来越不能令你兴奋。这时你可能成功地做成了一笔更大的交易，比上次没做成的交易还大，但是不知为什么，这并没有让你再有那种陶醉的感觉;而你下一次的成功可能连那种平常的感觉都没有了，因为你迫切地想要盯准再下一笔的交易……“对成就的上瘾”与其他种类的上瘾并无不同。 成功把你对自己的看法扭曲了 “成就”最终不能真正地回答这些大问题：我是谁?我真正的价值何在?我要怎样面对死亡?虽然“成就”最初给我们一种错觉，让我们以为自己有了答案，因为开始时它能产生出快乐，使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得到所想要的，已经被接纳了，而且也已经证明自己了。但是这样的满足感，很快就消逝了。 个人的成功和成就，比任何其他的偶像更能让我们感到自己就是上帝——就是我们把所需的保障和价值放在我们自己的智慧、力量和表现之上。在你所从事的事情上，你是做得最好的，你是众人中最优秀的“人上人”，所以没有人能像你一样——唯有你超越一切。 有一个征兆可以看出你是把成功和成就当作偶像了：那就是有一种以为它会带来保障的错觉。穷人和边缘人常经历苦难，他们认为在世的生活就是“污秽、残忍又短暂”的;而成功的人在面对人生问题时，则远比穷困人更会感到震惊和无法承受。 我作为一个牧师，常常听到社会高阶层人士在面对苦难或悲剧时感叹说：“人生不应该是如此的。”但我在牧养劳工阶级和穷人的那些年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这种虚假的安全感是源于我们把“成就”神化了;我们期待它能保佑我们脱离生命中的种种问题，但其实那只有上帝能做得到。 把成功和成就当作偶像的另一个征兆，就是它把你对自己的看法扭曲了。当你把成就当作个人价值的基础时，它们就会膨胀你对自己能力的看法。有一个新闻记者告诉我，她在某次晚宴中与一位极为成功且富有的商人同席，当时他主导了整晚的谈话，但是这位记者注意到，他谈的所有话题几乎都和他唯一所专长的财经知识无关。 不论谈到室内设计、单一性别学校，还是哲学等话题，他都滔滔不绝，好像他是一个权威的专家。如果你把成功看成不只是成功本身，而是你的价值和地位之所在，那么虽然你的成就只在人生某个有限的范围之内，你也会以为自己是全方位的专家;当然，这就必然会带出各种错误或不良的选择和决定。这种对我们自己的扭曲看法，也是一种对现实的盲目——圣经指出这是伴随拜偶像而经常有的现象(诗篇135:15—18;以西结书36:22—36)。 父母和学校联手创造了一个竞争的压力锅 不过，把成功当作偶像崇拜最主要的征兆，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在专业上必须保持是最优秀的，否则我们就没有自信心了。埃弗特(Chris Evert)是20世纪70到80年代美国顶尖的网球选手，她拥有历史上网球单打选手的最佳赢球记录，然而在她打算退休时，她却极为失落，她对采访记者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我不打网球还能做什么。我很沮丧，也很担忧，因为我的生命是靠成为一个网球冠军来肯定的。我现在非常失落，赢球让我肯定自己，也让我感觉自己很美。这就像是有毒瘾，我需要赢球，需要喝彩的掌声，才能认同自己。 我有一位朋友，他已经是专业上最优秀的人之一，但是因为他对一些药物上瘾，所以不得不辞去职位，用一段时间接受滥用药物的治疗。他之所以会对药物上瘾，部分原因是他期许自己必须要有爆发力，高效、乐观和聪敏。他没有把自己崩溃的原因归咎于别人对他的要求，他说：“我的人生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第一，我能借着我的表现，控制别人对我的意见和接纳;第二，前者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如果我们以为这种拜偶像只会在某些人身上发生，那就错了;所有职场人士都可能因为太迷恋他们的科技和政策，而将那些东西视为某种形式的救恩。 政治文化评论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他所写的《从天而来的动力》(On Paradise Drive)一书中，描述了他所谓的“专业化童年”：从儿童的早期开始，父母和学校就为了让学生在各样事上都能够有杰出的表现，而联手创造了一个竞争的压力锅，布鲁克斯称它为“一个巨大的有机机器……一个大有能力的成就机器”。家庭不再如社会学家拉希(Christopher Lasch)所称的，是“无情世界里的避风港”，是在相咬相吞生活中的平衡力;相反，现代家庭变成了培养渴望成功的幼苗的苗圃。 这种对高成就的注重，使得年轻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2009年春天，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rest University)的校长海奇(Nathan Hatch)承认存在许多教育家多年来所见到的情况，那就是不成比例的青年学生想挤进财经、咨询、法律、医学等科系，为的是将来拥有高薪，并且拥有这些专业所带来的成就感。海奇说，学生这样做时并没有考虑更高层次的问题，即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选择专业时不会问：“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帮助别人过得更好?”而是问：“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帮助我自己过得更好?”因此，他们对工作表现出极高程度的挫折感，认为工作不能使人得到满足。 如果整个文化都在极力鼓励我们接受这个假神，那我们要怎样逃脱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