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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可以卸妆了”—— 葛培理的女儿离婚之(2)

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坐在教会中,假装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外面,好像我们这些里面的人一无所缺,好像我们从来不会做错事。我们微笑着,看起来既快乐又得胜,同时却也在疗伤止痛,害怕坦承我们的问题。我们奋力挣扎着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势,我们争战着,想让基督教看起来很成功,但这并非我们的工作。进入教会的前提——决定跟随基督,就是在承认我们是需要救赎的罪人,我们无法独力面对。每排座位上,都有伤心人。

结婚初期,我极力遮掩我的难处,最终却让我付上更惨的代价。神以极大的怜悯,触摸躲在面具下的我,伸手在我最深的伤痛上,为了我的益处作工。

未能揣测的背叛的威力

到了1985年,新的机会促使我们离开德州,搬到维吉尼亚州的雪南度谷。自此我们的生活好转起来。在设计房间时,我们特别规划出泰德的办公室,这表示,他总是在左右。他会和我谈论工作上的事,我觉得自己融入了他的生活,这种感受是以前不曾有的。泰德和我也比过往任何时期都更快乐。

这段时间,泰德用了很多心血改善我们的婚姻质量。我经历了更深刻的个人成长,对婚姻也有正面影响。我与神更亲近,也更清楚自己情感上的需要。我和泰德比较能够彼此吐露心声,以一种新的坦诚方式讨论我们的关系,探究婚姻关系中的困难层面,并试着去挖掘问题的根源,这些对话都不轻松,但却能产生互信。我们在打造新的根基。

1987年春,我们在维州的新生活约有两年后,我开始怀疑泰德可能曾在某个阶段对我不忠。我和他现在关系更近,也更能理解他,我开始受到疑心的困扰,由于我们变得更亲近,我想我有足够的安全感询问丈夫。我以为我们的婚姻经得起我的发问,我以为我可以处理后果。

事实上,我发现,结果比我预期的更难承受,我后来甚至怀疑,是否或许泰德应该向我隐瞒真相。假如他守口如瓶,将这个秘密带进坟墓去,情况是不是会好一点?我不知问过自己多少遍,为什么我要去戳穿这件事!我真的想知道答案吗?我未能事先揣测到背叛的威力。

自从在泰德生日当晚得知真相,我的各种情绪一股脑儿地渗入我那再度产生变化的婚姻领地。我的日记上写着:“我告诉泰德,不要因为我的反应很平静,就小看我所受的痛苦和伤害。一旦所有的情绪倾巢而出,我可能需要再从头进行饶恕。”没想到,这段话还是低估了后来的实际状况。

一天又一天,持续冒出泰德外遇的最新细节,早就超出我所敢想及的程度。即使我对他起疑,却仍无法置信,他真的会违背我们的婚誓。我在日记中写着:“我现在身处在一个经历犯奸淫的婚姻了……想对他发怒,又不想这样做。我的心深深受伤,可是我的理智却又控制得很好,也知道应该要说些什么。”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患上了忧郁症,不知该向谁倾吐。我的体重直线下降,夜不成眠,一股巨大的倦怠感将我吞噬,日常家务将我好不容易勉强挤出来的力气消耗殆尽。我尝试借着读圣经自我抚慰及鼓励,也把有感动的经节写在日记中,然而即使我把这些真理的话都写下来,它们似乎还是无法帮助。这些字似乎一点生命都没有,我感觉不到神永恒的臂膀在那里,听不到他的声音,无法体验他的同在。

我想要将一切埋藏起来,却又发作出来。我会去安慰泰德,一下子却又对他充满敌意;假如泰德离我很远,我又希望他在身边;假如他离我很近,我又想他走开。前一分钟我还满怀需要,后一分钟马上变得忿忿不平。我忽而退缩,忽而宣泄,我气上帝,也气泰德。我软弱无力,寂寞,彷佛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全都暴露无遗,就像无壳的蛋一般流淌一地,无从收拾。

我没办法跳脱。自杀的念头间歇性地窜进我的脑中,然后,我又想起孩子们。

我应该保住他的名声吗?

在我们那次对谈之后几天,我对自己该如何处理这个婚姻危机下定决心:我要隐藏他的过错,与他一同化解问题。泰德的名声保管在我手中。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为着爱的对象,制造出安全环境,不去暴露其他人的软弱使其不堪一击。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做滥好人,但我们的确该保护我们所爱之人及配偶的声誉。假如我可以保护丈夫,在我们的婚姻上覆盖一个安全网,我相信,会给神更多空间在我们的关系上作工。

我保持缄默还有其他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我深怀羞惭,感到我这个做妻子的彻头彻尾地失败。一定是我哪里不好,才让泰德投入其他女人的怀抱。我不想暴露我犯错造成的后果,更不能忍受别人像我自己一样,认定我是个差劲透顶的妻子。将真相告诉那些我所爱所信赖的人,只有徒增我的耻辱。

而顾虑到我娘家的名声,则是我隐瞒的另一个因素。我不想给父母带来任何麻烦,他们年纪都大了,仍要扛起服事的重任与压力,我不想伤害到他们,不希望他们轻看泰德;也不想让我父亲的服事有任何阴影。我希望自己可以顾全这一切。但这是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我疲于维持着假象;泰德经常远行,我需要更多的扶持。回想那段日子,我但愿我当时立即寻求专业咨商的协助;我但愿当时就告诉家人:我孤立无援。

即使有时会令人很不舒服,但“卸妆”的过程还是非常值得付代价的。最后我打破沉默,并非出于选择而是不得不改变路线,我已走到自己的尽头了。我们陷入胶着的状态中,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持续了好长时间。

十一月的某天早晨,一场争执终于使我忍无可忍,我知道我需要去哪里,找谁谈,我那时才发现,我必须立刻动身,不然我会崩溃。我再也受不了了,再也没有争吵的意愿了。

我进入了一场与饶恕的角力

母亲知道我要来。一年半以来,我一直在想象着这趟旅程。我应该将这个糟糕透顶的真相告诉我的父母吗?他们一旦知道了,会对泰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的告白会不会永远损伤他与我父母的关系?爸妈会不会认为我一败涂地?我承担得起那份羞辱感吗?我能忍受他们向泰德表示同情吗?

挣扎了十八个月之后,我无法再伪装。我又倒了一杯咖啡,坐进母亲旁边一张椅子,然后鼓足勇气开口说:“妈,我回来是有事要告诉你。”我同意让母亲告诉父亲,还有另一位亲近的家庭成员。

将有更多人得知我处境的可能性,带给我极度的焦虑感。其他人一旦发现之后,可能会对我产生的观感或评语让我惶恐。他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又会告诉其他人?我在日记中写着:“我无法忍受,这样会伤害到泰德,会打击到他的士气。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事实上,我的家人都爱泰德,也向他充分流露同情心。然而,面对这样的反应时,我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的。虽然我想要家人饶恕泰德,但我也觉得,那份饶恕带给我一些威胁感。我明白我们彼此间有充分的爱去包容对方,但我感到我需要盟友能够围绕在我身旁,将焦点完全集中在我的需要上。我想要我的家人既能饶恕泰德,同时又和我同仇敌忾,仿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的情绪无时无刻不充满矛盾与冲突。我试着给大家机会,以他们的方式去响应,但我发现自己却是防御心与脆弱不断轮替,想要控制每一个人的反应。

一天晚上,父亲特别带领大家为我和泰德祷告,我哭了起来。结束时,我告诉家人们神已经在泰德的生命中动工,我的丈夫在成长中,“但是”,我一面解释:“饶恕的代价好高。”

我们接着谈到饶恕让耶稣付上了多高的代价——祂的生命。我们讨论过去那些饱受凌虐的殉道者饶恕施暴者的例子,“没错”,我反驳说:“可是他们不必和他们的施暴者住在一起呀!”这场讨论中,我的眼泪没停过,我的父亲一直抱着我,感觉真好,就像是海绵受到水的润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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