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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一所基督教大学鲍布琼斯大学(Bob Jones University)几十年间持续掩盖性侵丑闻，就连在2014年被专业调查机构GRACE确认、《纽约时报》等媒体公开报道之后，仍不愿意面对自己内部文化需要改变的现实。这所大学往中国市场扩大招生时，因信息不对称，许多中国家长都不知其丑闻内情。有人将美国媒体的报道翻译成中文，提醒中国读者，结果鲍布琼斯大学很快发出声明，义正言辞地否认媒体的报道。

对于自己站出来后遭遇的攻击，瑞秋已经可以冷静地分析这些说辞背后的心理机制。最常见的攻击是：这些发声的女性想要借机出名、或者索要金钱赔偿。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临时校长约翰(John Engler)就公开这样说。瑞秋为此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他，这位校长最终辞职。(常见的错误说辞与符合圣经说法的比较，见文末表2)

2018年5月，瑞秋在向福音派教会领袖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认为，缺乏爱心、面对罪恶不肯付代价，是基督徒在处理性侵事件时不断陷入泥潭、重复犯错的原因。“当这些发生在我们当中，我要问的是，你有爱心吗?你的爱心足够让你做些什么吗?……我们希望看到福音真实的美好，现在却被可怕地玷污了。……我们都会说我们是有爱心的。但当要付代价的时候，怎么人们一下子连发出声音这一点代价都不愿意承担了呢?……你要知道，当这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社群中时，才是最疼的。当我们反对那些离我们最近的人时，才是代价最高的。”

在瑞秋报警之后的两年里，她和丈夫雅各所属的教会越来越不安。旧日的牧者、朋友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她出庭指控的前两周，瑞秋一家选择离开这间教会，并当庭表示，“我为性侵受害者发声，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我失去了我的教会”。

当案件告终，瑞秋的行为被认可之后，这间教会在自己网站和《华盛顿邮报》上勇敢地发出了一封道歉声明：“我们就是那间教会。……正因她决定不公开提及我们教会的名字，我们才能开始在没有外界关注下，进入非常深的反思。……我们很彻底地向瑞秋一家和教会认罪，得到了他们的饶恕。”

正如瑞秋一再强调的，在教会粗制滥造的神学意识形态之下被掩盖包裹的，其实是“社群自保主义”。这导致教会很难在举报性侵上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因此“揭露一个性侵的丑闻常需要有一个外人”。

如果连承认都无法做到，怎么期待改变?瑞秋说，当性侵发生在其他机构或领域，教会群体总是很快发出谴责。但是，当他们内部有类似事情发生，却总有人在第一时间谴责或威胁受害者。双重标准会让基督徒在大众面前失去见证，好像他们的道德标准和文化土壤还不如好莱坞圈子。

瑞秋和她的先生

“这份呼召早早就给了我”

2018年2月，在接受《今日基督教》采访时，瑞秋以一个尖锐的设想挑战福音派基督徒反思自己和教会的属灵光景：“如果我的施害者不是校医纳萨尔，……而是某位名牧，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密西根州立大学，而是在教会事工里，我不仅不会得到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还会被牧师谩骂、被谎言攻击，很多人会远离我。这就是现实。”

正是那些掩盖者、纵容者的作为，替性侵的发生预备了文化土壤。那通常就是权力滥用的土壤。瑞秋称他们为“教唆者”(Enabler)。在一个共谋结构里，他们让施害者本可以被制止的行为得以继续下去。于是，受害者从一个演变为成百上千个。

1月22日，在加尔文大学的讲座现场，在谈到教会领袖的作为时，瑞秋用目光直视着观众说：“我相信今天在座有很多领袖和未来的领袖，我请求你们在谈论性侵施害者时，谨慎你们的态度，因为那会决定很多潜在未发出声音的受害者是否觉得你是可信任、可安全诉说的人。”她的意思是，如果领袖释放出将恶最小化的说辞，那会是一个公开的信号，让人群中被罪恶伤害的人失望。

在提问环节，有人问，如果朋友被性侵，自己想帮她报警，但受害者自己不愿意，该怎么办?瑞秋建议，需要尊重受害者的声音和选择，因为这两样正是他们被剥夺的东西。

讲座结束之后，人们在会场外排起长队想要与她交谈。当记者问她：“你觉得未来事情会不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瑞秋回答：“今天社会上人们冷漠和沉默的力量太大了，我不认为施害者会自己停手，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她补充道，“这份呼召不是我自己寻求的，但却早早就给了我。”

这些年，教会事工常用“运动”一词来描述某种复兴。这些“运动”中，有些属于人为造势，有些则势不可挡。当我们想到，十字架不但彰显了神的恩慈与饶恕，同样将神对罪的愤怒显明给世人：为了恢复公义，祂让自己无罪的爱子承受极致的刑罚，代赎人类之罪，我们就有理由预期，教会中的咪兔运动(现在已被称为“Church Too”)方兴未艾，直到祂的心意满足。

表格1：被性侵后的常见反应

表格2：掩盖者扭曲神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