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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哪儿来的?”张雯小时候很好奇地问妈妈。妈妈的回答是那个年代许多家长给出的标准答案：“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别的孩子不一定会相信，但从小在外婆家长到5岁才被带回父母身边的张雯，却全信了。在5岁以后的记忆里，她常要面对妈妈不明所以的恶语。她排行老二，处在哥哥和弟弟中间，因为是女孩，什么家务都得做，妈妈不许她有任何怨言，一不小心就会挨揍。

时值1970年代初，她跟随父母住在北京美术馆后街一个院子里，那里集中了一群中国社科院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一次，妈妈不知道什么原因，把我锁在门外，全家人都走了，就不让我进家门。当时我拍着门锁哭喊，那种绝望的心情现在都记得。当时我就想，我以后不要小孩，我永远不要去伤害一个孩子!我长大后不当妈妈，我不要孩子，做孩子太受罪了!”

“我从小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找一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结婚。因为我是那么渴望被爱。”现在的张雯，有六个孩子，两个亲生的，四个是她领养、寄养、助养的孤儿。不仅如此，她一手创办了一间救助孤残儿童与困境儿童的民间机构。通过所有同事坚忍的工作，19年来，他们帮助7000名孤儿投入到新家庭的怀抱，世界各地近5000名贫困残障孤儿得到治疗，还为1500多名重症患儿及家庭在大城市提供了临时栖居的小家。近几年，她们开始进入救助难度最大的受虐儿童服务领域，特别是被性侵儿童的救助。

时光流逝，她回忆她刚开始做孤儿救助时，惊讶地发现真的有许多孩子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那一刻，她从骨子里生发出对这些孩子深切的怜悯。因为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那种没人要、不被待见的痛感，她从小就了解。

“我就做这个，救一个是一个！”

“一般在家里不受待见的孩子，在外面学习就特别努力。所以我从小就是学霸。”访谈中，张雯常有爽朗的笑声，很难想象青少年的她“几乎不说话，藏在角落里读书，想当作家”。

她想起上初中时自己曾买过一个写着“博爱”的徽章，因为从小就渴望无条件的爱，她觉得“博爱”这个词儿特别好听。“初中毕业我回老家去看外婆。外婆信主了，劝我也信。我想外婆是老年人，需要信仰。我还年轻，我有大好前程，不需要信仰。”张雯回忆道。

1989年夏天，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文学梦到新闻梦，理想却在那年的春夏之交全面幻灭。“我陷落在十分痛苦的境地，一直想怎么办?这辈子怎么办?”

彻底失去了人生方向的张雯，开始读武侠小说、练气功。有一天，她练功时突然有了灵魂出窍的感受，她十分害怕。自认为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灵魂出窍的体验让她第一次明白，存在着一个不可知的精神世界。她开始思考宗教信仰的可能。她想起读过的孙中山的故事，孙中山是基督徒。于是张雯决定去教堂了解一下。她很快去了海淀堂，不久就主动要求受洗，“没想到上帝会这样带领我”。

1992年，作为记者的张雯，采访了一位外国专家。专家询问中国哪里有福利院，他的朋友希望领养一名中国孤儿。张雯下意识地回答：“对不起，中国没有孤儿。”“我心想，即便有孤儿，也在国家办的福利院里幸福地生活，用不着你们来领养。”专家被她的话说愣了，但还是希望她能帮忙打听一下。

张雯托亲戚联系了江苏常熟的一家福利院前去探访。还没进门，扑面而来一股刺鼻的尿臭味，张雯看到一张挨一张的小铁床上趴着不停摇晃着小脑袋的孩子。因为人手不够，孩子们都被绑在床上，一个个浑身涂着紫药水，为被蚊子咬的包消炎。 孩子们眼巴巴地瞅着张雯，表情绝望，张雯整个人被这一幕震到了。“我想到电视里看的非洲难民，小孩眼睛大大的、肚子鼓鼓的。那时我才明白自己多么无知，原来孤儿那么需要帮助!”

三年之久，她一直处于找不到人生意义的苦恼中，此刻孩子痛苦的眼神触到她内心很深的部分。她想：“我就做这个吧，能救一个是一个!”第一次去福利院的她，就抱走了一个4个月大的女孩。两个月以后，女孩有了新家。

当年年底，张雯辞职，参与创办了一家国际儿童救助机构。父亲对张雯的选择颇有疑虑，他觉得社工不就是居委会戴红箍的老太太们做的事吗?一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为什么要做这个?有亲友听说张雯做境外领养工作，觉得她在“卖孩子”。

“我不愿回应这些非议，随他们去吧。只要帮助一个孩子找到家，我就很有成就感。”张雯笑着说。她成立的救助机构有一部宣传片，片头有这样一句：在时代的波澜与宏阔之中，唯有爱亘古常存。

超越生死的陪伴

1994年，张雯到美国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读社工硕士。她发现，国内这个领域需要更多的拓展，“很多人发现孩子没有人救，就说这是国家的事，其实这是误解。上帝创造的家庭是最完美的，孩子最需要的是爸爸妈妈。如果国家做，就会做成孤儿院。美国早就看到福利院养育的弊端，所以鼓励制度完善的民间收养。”

接触福利院的孩子越多，张雯越明白集体养育方式对孩子不合适，“因为孩子需要一对一的依恋。”领养绝对不是第一方案，尤其不能停步在国际领养阶段。第一方案永远是帮助回归家庭，不应该把领养当成无限发展的事业，孤儿救助的目标应该是减少孤儿的出现。

作为六个孩子的母亲，张雯一家人每周末出门买菜能坐满一辆面包车。女孩子们一路叽叽喳喳，热闹非凡。助养的女儿依依19岁才来到北京，进入张雯的家。虽然相处时间最短，但她非常明白妈妈的内心。“我从小就生活在福利院，那里成长的孩子不仅身体有先天的残障，心理上也会越来越孤僻、自卑、缺乏安全感。我们所有的孤残儿童内心都很羡慕很渴望自己能拥有一个家、渴望被爱、渴望能够有爱自己的父母。”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产生了80万孤儿?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困家庭孩子生病无钱治疗，无奈之下弃养。她决定回国帮助这些家庭。2000年，张雯创建了中国儿童希望团队，第一个项目就是儿童助医，目的是帮助患儿治病，回归家庭。她们最早从领养家长那里筹资帮助了100多名唇腭裂孤儿进行修复手术。

很多救助机构都会选择唇腭裂、先心病这类简单的病救助，花钱少，效果明显。“我们的团队也走过这样的过程。近年我们开始为患白血病、恶性肿瘤的孩子提供救助。这类病花费多，治愈率不高，会显得救助无效果。”张雯坦承，和表面成绩相比，她更在乎超越生死的陪伴，更在乎与救助的家庭和孩子之间建立感情、用流淌的爱激发出希望。

“我们无法保证孩子们都治好，有些病的确无法治愈。我们之所以愿意做，是因为看到他们才是最需要帮助的。我们认为，只有帮到这些孩子和家庭，才算做到了最好。我们至少可以付出同情与关爱陪伴他们，让他们感觉到温暖和被支持。遇到无法治愈的孩子会让人绝望，但上帝会让这样的家庭在绝境中看到希望，唯有爱能够超越生死。”

随着民间助医团队越来越多，国家的儿童大病医保已成为现实。张雯她们转向在北上广建立患儿之家，为从贫困地区远道而来的患儿和家长提供大城市里一个临时的家。患儿家长同吃同住，工作人员协调陪伴，这个项目已经帮助了1500个家庭。

一位父亲在返乡的火车上，发给张雯一条短信：“北京是我的伤心之地，因为我最心爱的孩子没了。但北京又是一个祝福我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认识了上帝。要是没有上帝的话，我会比现在更难过。我现在回家，我还会回来，我要帮助其他的家长。”看到这条短信，张雯几近落泪，“这是我收到的最让我感动的回应。”

“没有谁能决定谁的生命重要不重要”

中伟，30岁，一名残疾人职业游泳运动员、业余歌手、曾经的新媒体设计人员，他是从张雯创办的儿童救助机构助医、助学、助养链条里成长起来的孩子。

5岁那年，爸爸把患中度脑瘫的中伟带到家乡城市一个公园的小湖边。爸爸对他说：“你坐在这儿别动，爸爸给你买点东西来!”“我在湖边坐了一天。后来天黑了，我害怕地哭了，我哭着喊爸爸，可是没有人回应。后来有人来了，不是爸爸，而是警察。”警察把中伟送进了福利院。

住在福利院的中伟，开始一两年腿不能走，只能呆坐在特制的凳子上，吃喝拉撒都在一起。想起父母，他“心里有恨有怨”，因为他认为目前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父母的“遗弃”所造成的，让他成为一个没有家的孩子，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张雯所在机构提供了他在北京的助医、助学与助养，那时他刚刚14岁。“我的人生进入了全新的轨道，张雯阿姨就是替我铺铁轨的人，他们把一系列程序安排得妥妥的。”中伟满怀感激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