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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电视界奥斯卡奖”之称的艾美奖第69届颁奖礼于美国时间9月17日晚在洛杉矶举行，《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成为今年的最大赢家，不但斩获含金量最重的剧情类最佳剧集奖，还包揽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最佳导演奖，成为披带戴五项大奖的黑马。

该剧的原著小说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多产女作家和女权主义者，其多部作品都涉及反乌托邦及女权主义话题。她本人甚至在剧中客串角色。而七个编剧中有六位女性，参与剧集制作的五名导演中女性也占了四位。整部剧集的女性视角鲜明，有评论直接称其为“纯粹女性剧集”。

乱象集成的乌托邦梦魇

《使女的故事》原著于1985年发表，这部女性视角的反乌托邦小说将情节设定在不远的未来，由于化学污染和核污染的影响，人口出生率骤降。在恐慌和暴乱中，有宗教背景的极端组织以波士顿为中心，他们杀掉政府官员，废掉宪法，关闭边境，用圣经来解释和规定一切事物，建立了一个名叫基列(Gilead)的共和国。统治者禁止手机、计算机、电视、书籍、音乐、艺术等，以此来控制人们的思想。

基列国是男性极权社会，当权者(军官)可拥多妻;女性属国家财产，负责生育，以填补日益锐减的人口数目。女性分为四个等级，蓝衣者是军官正室，属于贵妇阶层;穿灰衣的嬷嬷是不能怀孕的中年妇女，属于统治阶级的追随者，负责训练使女;红衣使女处于最底层，被驯化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称为“行动的子宫”，专责生育，受训后被分配给军官为他们的妻子代孕。绿衣者是普通女佣，负责家务和煮食。全剧围绕一个名叫奥弗瑞德(Offred)的红衣使女展开，讲述了她被驯化之前与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

画面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来回切换，使女们目睹了当局对反对示威者大规模的血腥镇压，而回到现实，奥弗瑞德却过着所谓“平静的生活”。剧中久久回荡的闪回声音就是对暴行的控诉，反衬出现实的宁静和平是彻头彻尾的虚假。暴政无法转化人内心的愤怒和恐惧，强权下的乌托邦如梦魇一场。

据称，“基列共和国”的乌托邦基因由包括美国黑奴在内的奴隶制、纳粹德国、伊斯兰瓦哈比教派和东德、罗马尼亚以及前苏联的某些极端行为，以及20世纪的柬埔寨和菲律宾的乱象集萃而成，至于宗教神权对女性极端保守的态度，则有伊朗和阿富汗的影子。

然而影子终归是影子，亮在台面上的“基列共和国”的名字，来自旧约圣经里的雅各故事中的基列山;作为男权与暴政符号的大主教弗雷德•沃特福德，其主教身份就直接点明了人物的籍贯。对此原著作者玛格丽特并不讳言，“基列共和国”的实质概念来自她对逃离英国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历史的解读。你很难想象如果这部火爆剧集把这些显眼的符号全部换成伊斯兰教的或者佛教的，将惹动怎样的风波!把最显眼的帽子戴在基督教头上，无疑是既勇敢又讨巧的便宜选择。五百年来基督宗教已经被锻炼成最适应开放批评的宗教。

原著作者玛格丽特说：“我写作有一个规矩，就是我书里的每一个情节，它不能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不管是科技也好，什么也好。我的书里没有虚构的物品、虚构的法律、虚构的暴行。”然而细节举证的真实并不代表结论的真实。

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1860年预见了集体大屠杀的出现，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1872年预言了现代工业与军事政权的交汇、极权主义对人的控制……当人们以对理性进步的信仰取代了对救赎的盼望，乌托邦的谎言就开始渗入并伤害人们的生活，拒绝相信耶稣宣告“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的人们，自信满满地想要在地上建立天国。

德国哲学家洛维特(Karl Löwith)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中指出，当基督教对拯救的希望，世俗化为对一个更好的现世世界的期待，现代历史就被置入一个背谬的视角，“就起源而言，它是基督教的;就结果而言，它是反基督教的。”

《使女的故事》在第一集里就精心设计了一个“受精仪式”，在代孕女人与丈夫发生性行为之前，先由大主教出场朗诵一段《圣经•创世纪》的经文。这个桥段以极具冲击力的诡异图像，道出了男权社会扭曲、利用宗教奴役女性的事实，让人几乎想把大主教读的《圣经》也一股脑扔掉，但却没有指正出基列共和国的邪恶在本质上是反基督教的，正是同样一本《圣经》成为受侮辱被伤害的弱者强大持久的力量资源。只说出一半的真实，可能是最具迷惑性的谎言。

寇尔森在《世界观的故事》中提到，伟大社会计划的乌托邦主义，对于人类道德崩溃的困境、犯罪和社会失序并没有提供真实的答案，因为它将社会弊病重新定义为技术问题，认为透过官僚组织就可以解决问题。

“又一次，我们看到了其中的讽刺，当我们拒绝基督教世界观，拒绝它关于罪和道德责任的教导，而偏好一个更具启发性更科学的人性观点时，结果却是剥夺了受助者的人性尊严，对待他们像比人类还不如的生物。”

点燃女权主义者的怒火

这种对人性尊严的剥夺正是剧中所体现的。在第四集中，奥弗瑞德问大主教，女人的职责是什么?大主教说是生孩子，他认为女性就应该重新成为男性的附庸。剧中使女们没有自己的真名实姓说明了这一点。使女们所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均被抹去，代之以由英文中表示所属关系的介词Of，加上她们为之服务的人的姓氏。

剧集删去了原著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女主角的母亲。奥弗瑞德的母亲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曾在1960年代为女性权益代言，特别是为女性堕胎权而竭力奔走。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欧美60年代兴起的新女权运动。她们挑战的是整个男性社会，挑战“性阶级”体制，要求性解放。然而60年代的“性解放”和将男女对立起来的女权思想，带来了无数的家庭破裂、单亲母亲、问题儿童和艾滋病流行。

好在剧集中仍然保留了大主教的妻子沃特福德夫人别有意味的履历：原来她之前是女权主义的代言人。1960年代，女权主义者对婚姻以及做母亲一事大加攻击，直到当代仍在继续。在家的母亲，本来是一个美满家庭的经营者，现在成了许多人眼中最下等的人。心理学者拉姆把这种趋势归咎于妇女解放运动:“仅仅在上一代，如果一个母亲上班(尤其有幼小的孩子时)，她会被认为自私的，疏忽了母亲的职守。”

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妈妈拒绝做母亲、不惜逃进职场呢?社会研究者格森做了一项调查。在她研究的184个女大学生中，希望成为母亲的人都声称自己有快乐的童年，特别是与父母双方都有良好的关系。这些女大学生对母亲的记忆是，她们不只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照顾子女，并且乐此不疲。而那些拒绝做母亲的人，她们最早的记忆都是父母疏于养育。在格森的研究中，她发现强烈拥护女权主义的人，最没有做母亲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