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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楼在当年主要用于学校教师的住宿和办公，如今这里却凝结着浪口人对传教士们最真诚的纪念。从著名的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到虔贞学校的各位教员，不足三十平米的展室略显逼仄，百年间曾经来过浪口村的近20位传教士的照片和生平简介全部印在一面墙上，“我们不知道太多故事，也没有太大的地方，但起码我想要大家看到他们的样子，记得他们的名字，记得他们曾来过……在中国最动荡不安的一百年间，他们的信仰和温暖陪伴浪口村民度过最宝贵的岁月。”正如展室入口的那句前言，他们是砖瓦，我们当铭记。

19世纪初期，大量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这其中，由瑞士巴色差会支持的瑞典籍牧师韩山明和德国籍牧师黎力基于1846年5月启程奔赴中国。经过十个月的海上颠簸，两位牧师于次年3月抵达香港。所有传教士到达工场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学习语言，因此韩、黎两位也是费尽心思学广东话，不仅如此，为了便于学习韩山明还开始编写中德辞典。同时，他们也积极寻找机会进入中国大陆。

时值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民众对外来者的仇视高涨，两位牧师显然对此有所低估。抵港当年的冬天，他们第一次尝试进入广东惠阳，不料途中便遭抢劫，随行的中国向导也被杀害。很快，第二次行动也同样受阻，至此他们终于明白当时的中国人正处在愤怒当中，已经无法分辨不同的外国人究竟来做什么，善意还是恶意，杀人还是爱人。进入内地的计划被迫暂停，两人退回香港继续苦读汉语，并且就地服侍来港务工的客家人群体。

由于掌握基本的医疗知识，韩山明和黎力基在香港常常为贫苦的苦力们免费诊治疾病，因此获得了他们的信任。透过这些客家人的帮助，他们渐渐深入到内地的客家村落，在随后的几年之中，在广东等地开设了宣道所。当时，黎力基在给巴色差会的报告中写道：“我在这里仍然只是有限度地和人接触，村中的男孩儿时常称我为‘鬼佬’。不过，我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我给他们医治烂脚，或清洗发臭的伤口、涂上膏药，村民们欣赏我这种从未要求任何回报的服务，认为这是心存善良，要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的证据。现在，我进入村子时，成年人已不再用‘鬼佬’称呼我，而是向对待诚实人那样和我打招呼。”

然而，就在他们的事工初见起色之际，1854年5月12日，韩山明猝然病逝于香港。来华七年，韩山明牧师和太太一直都行走于穷乡僻壤之间，身边围绕的也都是最底层的穷苦民众，他们用实实在在的爱赢得了中国人的心。

黎力基与同工继续服侍，1861年，他们在香港西营盘建起巴色差会驻港的总部大楼，并随即在此处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巴色义学，由黎力基的夫人负责管理。三十年后，这所在当地已经颇有名气的学校由西营盘迁至浪口，改名为虔贞女校。1899年，已经是退休年龄的黎力基结束了在中国52年的传教工作，离开了居住10年的广东兴宁县坪塘村，启程回国。当他途经浪口村时，正是受难节前夕，于是他留下与当地信徒一起过节，与他们告别并为他们讲道，题目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了”。

他的生命的意义在哪儿？

2017年，唐冬眉和王艳霞合作策划拍摄的《虔贞女校》纪录片，获得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最佳中国长片的提名，整部片子的线索便是她们如剥洋葱般地层层解答心中疑问，从虔贞女校从哪来，到创办它的是怎样一群人，再到这群人为什么要来，到最后她们不得不沉思，支撑这群人不惜付上生命代价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信仰和力量?而中国，又真的值得他们爱吗?

一个个问题，如同晨钟暮鼓时时敲打着两个人，同时也敲打着所有知道这个故事的人。纪录片中，王艳霞曾特别动情地介绍一位叫做舒约翰(Johannes Schoop)的瑞士年轻传教士，照片中的他气质优雅，眼眸深邃，十分英俊。1915年至1917年在浪口生活，学习汉语非常努力，不到半年就可以与当地人交流自如，但很快却因罹患急性痢疾逝于浪口，年仅25岁。在王艳霞看来，一个这样着装这样气质的人，在百年前那个贫穷、偏远，甚至愚昧的浪口，竟怀着极大的热诚来生活，并且努力融入。最后葬身异乡，如今连坟墓也找不到……如果这不是一个彻底的悲剧，那么，他生命的意义又在哪儿?

纪录片中的黑白照片代表着过去，而不断提问的人们却活在如今。2015年10月，王艳霞和唐冬眉第三次到访瑞士巴塞尔档案馆。工作之余本地朋友带领大家一起爬雪山，王艳霞至今还记得，当缆车将他们送达山顶时，一个奇异美妙的景象出现了，湛蓝的天空中，一个巨大的由白云勾勒出的十字架清晰地映入眼帘。那一刻，两人无比欣喜，同时也隐隐觉得生命中的某些东西在悄悄地发生改变……

“从广东客家山区到香港再到欧洲，足迹所到之处，亲眼目睹了由宣教士亲手所建的那一百七十四所大中小学和两家医院给贫苦乡民带来的巨大益处。无不感受到因基督而内心洋溢着满满的幸福平和的普通人的生活，竟然是如此美好!

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周日，在瑞士巴塞尔大教堂，带着我们去观瞻的巴色会档案馆负责人说，那些宣教士都是在此得到按立之后，并宣誓为主工作才前往中国的。我们在那里默祷，感谢主怜悯遥远东方的族群，派遣了那些勇于牺牲的宣教士。那一瞬间，恍如黑暗里一道光亮起来，我心一片湛明透彻，内心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追随基督，成为跟随祂的一员。” 唐冬眉说。

我已经与虔贞紧紧相连

现在的王艳霞，在深圳一家知名的艺术教育连锁机构任职。本来以为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她就会慢慢淡忘了虔贞，没想到心中对虔贞的挂念依旧强烈。

聊起这么多年工作和生活上的种种变动，她又回到二十多前那个只身闯深圳的小女孩，“我一直是个特别看重精神生活的人，不是说，只要工作顺利安逸了，物质上丰裕了，我就能满足了。我常常想要寻找更大的意义。而在这方面，虔贞开启了我心中特别蒙昧的一部分。” 可能在别人眼中，能把社区文化做到这个水平，已经是很不错了，但在王艳霞眼中，虔贞的故事远未结束，对虔贞的热情，也没有因为她的工作转换而暗淡。站在虔贞厚重的历史面前，她知道，文化一定与生命攸关。

2017年2月，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唐冬眉终于在深圳一家教会受洗，王艳霞前去观礼。5月，记者在王艳霞深圳的家中见到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唐老师洗礼那天我全程泪水一直不停地流，我尤其记得她受洗之后那安静而美好的面容。”她说。她好像感觉那是第一次真实地被信仰触碰。王艳霞开始认真思考基督教的信仰对自己的影响，开始去教会听道、学习读圣经，也更深地认识到自己这辈子要做的事情已经与虔贞紧紧相连了。

“我过去挺骄傲的，一直觉得自己的工作生活基本都很顺利，对自己的能力也很自信，只要我决心要做的事儿，就能做得很好!但现在我却不这么认为，我仍然相信虔贞是上帝给我的使命，却不认为仅凭自己的努力就能达成目标，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无力，有时很沮丧，有时很迷茫，有时又会有种莫名的信心。

也许，我目前的信仰状况还需要真实地扎下根来，也许两三年后，我才能清晰地跟你讲述我的生命见证，现在我清楚自己还有许多问题和过去的经验，需要上帝更多地破碎……” 王艳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