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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教地理的左景馨老师，给每个学生一本地图，讲一个国家绘一个国家的地形、地貌、位置、特产，学生亦依葫芦画瓢，一门课结束就有了自己绘制的地图册。上课也不一定在教室里，天热可以搬椅子坐在树荫下上课;天冷有太阳，则围坐一圆圈坐在太阳下上课。

　　每礼拜五下午，一定请一位校外名人作专题演讲，让学生得益不少。另外每礼拜六，曾宝荪自己必要有一个小时的时事演讲，有关世界、本国、本省或社会大问题，如欧战、五四、五卅等事，学生可发问及讨论。“学生的学业成绩，若用升学考试来衡量，可说极好，因为高中毕业联考，我校是百分之百及格;考大学，考出洋也是百分之百的成绩。”曾宝荪在回忆录中说。

　　最好的还是对学生读书的独立精神与完全人格的教育。艺芳女校对学生相当尊重和信任，奉行“不斥责、不退学、不监考”的三不管理法。对学生从不记过或开除。功课不好的学生，各科教员亲自为她们补习，甚至校长也亲自补教，而不收补习费。曾宝荪有一个学生，算学极坏，经她亲自给学生补一学期，后来该生成为算学最好的一个。

　　学校训育工作由师生分任，各班举班长一人，每寝室举室长一人，分任指导与劝化的责任。如有一同学不能听从，可以告知训导主任，再不听从，则训导主任告知校长，校长亲自与她个别谈话。凡学生寝室门、房门、衣柜均不落锁;图书馆不设出纳，学生自行登记借还书，管理人员只负整理之责。这样教育的结果是使得学生行为修养和自我约束能力增强，夜间自修，不要先生监察，考试也不要监场，决无夹带、枪替，或私相传授的举动。

　　除了课业、学校活动，艺芳女校的学生在参与社会活动方面也独树一帜，颇具现代公民意识与真正的信仰精神。在新化蓝田等处的旱灾、长沙水灾、湘西水灾时，学生们利用学校所在地浩园的美丽风景，自行设计开游园会、纳凉会、灯会等等募捐拯灾。每次捐款都以艺芳为各学校捐款的第一名，有一次湖南旱灾，艺芳捐款仅仅次于省政府所发救济金。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20年湖南省教育会在长沙组织了一次国际文化教育高峰论坛，许多著名人士到访长沙，包括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与罗素同来的还有一位“勃拉克女士”，他们俩是未婚而同居者。省教育会拟请他们到艺芳女校参加宴会，请帖也发出去了，但曾宝荪很担心罗素的个人生活方式会对学生产生不好的影响，拒绝了罗素。

　　艺芳女校人才杰出，如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曾昭燏，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革命烈士秋瑾的女儿王灿芝，皆出自艺芳。

　　天下最大的爱心

　　艺芳学生曾昭燏回忆说：“艺芳虽不是教会学校，而教育带有宗教性，因曾宝荪是个基督徒，不过她不是个普通‘吃教’的人，而是一个对于基督教的哲理有研究的人。她每天早上和我们全体学生讲话，告诉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做事要负责认真，做人要勇敢坚强，有是非心，有正义感’，‘要爱人如己，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些话在我生平做人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曾宝荪不要求学生做礼拜，更注重以真实的爱来关心和感化学生。学生一律住校，每日三餐师生同在一个食堂，见面很多，有如家庭里父母子女一般。学生有小疾病，由学校校医免费治疗，如有重病则由学校通知家长商量医治。

　　对于生病的学生，曾宝荪亲自配药送水，病重的还能享受在校长家疗养的特权。据艺芳校友回忆，曾校长熟悉每个学生的个性，甚至能凭学生的咳嗽声叫出名字。曾宝荪还注重关怀学生的心理状态，淘气或有心理纠结的学生会被校长约谈直到解开心结。她想让学生身处学校却无时不体验着家庭的温暖，有时这种爱连学生的父母都无法做到。

　　有一个学生在长沙各女学都读过，每次都因闹事出来。她父亲还是长沙一个有名学校的教务主任，无奈带女儿到艺芳，对曾宝荪说：“只要曾先生能使她在贵校毕业，我就感激不尽了。”第一个礼拜曾宝荪就请她来谈话，对她推心置腹，告诉她无论有什么不满意的事，不管与同学、老师，甚至家庭、经济，或婚姻有关的问题，都可来和自己讲，自己一定站在她的角度，以同理心与她解析。学生答应了。在三年内，该生只与曾宝荪谈了两次话，均满意解决。一九四九年夏天学生毕业，那时长沙已乱，而这个同学坚持留校三日，只为要送曾宝荪上飞机离开长沙，感情至深。这样的故事不少。

　　由于战事与时局缘故，艺芳女校在艰难的三毁三复中坚持办学32年，两次复校都是艺芳学校的女学生首先倡议并做主要的修复工作，这是很罕见的，可见曾宝荪爱的教育的成功，曾宝荪在回忆录里提及学生们对她持续一生的感情时说：“艺芳精神永存，耶稣爱心不死。”

　　而这样的爱心，曾宝荪在自己的学生时代曾深刻领受过。当她如愿考上伦敦大学西田书院时，巴师一年休假的归期已到，如果巴师此时不从英国回中国再服务五年，将失去退休金，那一年独身服侍的巴师已经60岁了。带曾宝荪出国时，曾家祖母曾叮嘱巴师如若回国的话务必带孙女回国，不能让曾宝荪独自留在英国求学。未来何去何从?曾宝荪的人生面临一个重要关口。两人各自祷告，经过一夜，次早天还不十分亮曾宝荪就听见巴师敲自己的门，她心中忡忡不定，这是让她纪念一生的对白：

　　“宝荪，我已决定了!并深知是上帝的旨意!”

　　“回杭州?”

　　“不!不!留在英国。我深深感觉，教育你一个中国人出来为上帝作工，远胜我十倍!我培养你，就是做主的工作!”

　　“那您的退休金呢，岂不为我牺牲了?我又如何能报偿?”

　　“不必考虑!上帝会安排的。我完全相信上帝会成全祂自己的旨意，绝不会使我们陷入绝境!”

　　曾宝荪两泪直流，她说：“这真是天下最大的爱心，最好的基督徒舍己救人的榜样。在这种情况下，要我如何不决心做主的工作呢!”

　　在办教育之余，曾宝荪以传道为念，她经常受邀到宗教团体和学校演讲，并撰写与信仰相关的文章。1928年她到耶路撒冷参加世界宣教会会议，1938年第二次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会议。1951年到台湾后，她加入宋美龄资助发起的中华妇女祈祷会，1952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首席代表。

　　和曾宝荪所处的时代相较，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又何尝不是处在另一个歧路时期?我们以曾宝荪在193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的祈祷词来结束，“愿上帝保佑我们能以我们微不足道的努力，使祂的国临到人间，引导我们——无论老少——走向光明与平安之路，赐我们力量和智慧，去面对如今正困扰我们、使我们不安的国内外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