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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4.20-1915.9.16)，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滇东北老苗文的创建者之一，著名社会改良实践者。柏格理出生于英国康沃尔的一个牧师家庭,他早年的志向是当公务员,但他在1885年参加的一次教会会议改变了他的理想，从此投身于传教事业。1887年，他抵达中国云南，1892年，他在昭通负责当地的传教事宜。1905年，他应苗族一个分支大花苗的邀请，前往石门坎传教。

　　石门坎，这个贵州西北角的乡镇在地图上几乎难以找到，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从欧洲寄往这里的邮件包裹，上面的收件地址却可以这样写：“中国石门坎”。在数十年间，这片荒凉贫瘠得只有十余户人家的苗族村寨一度被建设成为“苗族文化的复兴圣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这里陆续修建了教堂、学校、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和织布厂。在西式学校里面，苗族人不仅学习苗文、汉文和英语，还学习自然地理、数学、音乐和卫生知识，及篮球、足球和游泳的技能。笃信教义的苗民们被要求戒酒，并被指导着修建房屋，凿通公路，栽种洋芋、蔬菜和树木。

　　如果从石门坎小学建成开班算起，时间距离现在刚好是100年。但更早的时间要从1904年算起。那年7月12日，威宁和水城一带的4个“大花苗”跋山涉水走了几天，找到了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的牧师柏格理(Samuel Pollard)。

　　这年冬天，柏格理和几名苗族、汉族信徒到了滇黔交界处的石门坎。他向彝族土目讨要到了一块地方。早先的教会并未资助柏格理在苗民中的传教工作。修建教堂和学校的100万个铜板都是苗民们每人100个铜板捐助出来的。1906年，学校开班授课。20多个学员全部是成年的教徒。32岁的杨雅各在里面还不是年龄最大的。他是当年最早从安顺带回来“耶稣的信息”的4个猎人中的一个。因为既能说流利的苗话，又会一些简单的汉话和彝(yi)话，杨雅各一边念书，一边教柏格理苗语。

　　柏格理的语言天赋还表现在苗文的创立上。苗族原本是没有文字的，祖先的历史都是用古歌来口口相传。柏格理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斯提文和苗族教徒杨雅各、张武一起研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结合苗族衣服上的符号花纹，创立了一套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为区别于1949年后的苗文，苗族人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牧师们很快翻译了老苗文版的《圣经》和赞美诗，学校也用苗文来编写《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物》等教材，出版苗文报。

　　“所有教材里面，英语课本的纸张最好，就像现在的杂志纸一样硬朗挺括。”石门坎乡政府56岁的老秘书张国辉是石门坎小学和中学的毕业生，他曾翻阅过他父亲的课本。他的父亲张文明是1909年入读的第三批学生。《苗族原始读本》上面除了基督教的一些常识，大部分都是苗族古史传说、科普知识和一些生活常识。

　　“都是一问一答，问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是圆的。地球上有几大洲?有七大洲。”“还有历史知识。说苗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是从中国内地的黄河边来的。还说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古老的国家。”简陋的教室很快就满足不了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教徒。云南的威县、镇雄、楚雄，甚至远至红河的苗族学生都赶来就读。1908年柏格理回英国疗伤时募集到2000英镑，回到石门坎后，他用这笔钱修建了一幢有着烟囱和壁炉、可容纳200多人的宽敞教学楼。在获得了循道公会的津贴以后，石门坎小学相继修建了宿舍、礼堂、足球场和游泳池。

　　与此同时，“平民教育”也在开展。教会创建“节制会”，不准皈依的苗民教徒酗酒，创建“改良会”，约束十五六岁早婚的习俗，规定“男子年满二十，女子年满十八然后结婚”。对于那些没有进到学校读书的成年人，教会开办了“平民学校”，苗族信徒在主日进礼拜堂的时候，不仅要礼拜，还要在晚上分班学习文化，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威宁县在1949年后的一次教育普查显示，当地苗族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超过汉族。

　　为了约束“耍花山”、“宿寨房”等民俗，教会还从1910年开始将五月端午对面山坡上对歌纵情的花山节改为“同乐会”，运动会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项目。比赛的项目有篮球、足球、长短跑、跳高、跳远、爬山、拔河，也有苗族喜欢的赛马。这个运动会开到后来就成了附近所有教会学校和教区的运动会了。1932年的第21届运动会，就有贵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运动队参加。

　　1934年第23届运动会，更是一场盛会。就在这年，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闻石门坎足球队的名声，带着他的部队足球队来参加比赛。因球场宽度不够，球很容易滚下山，所以球员们不得不练就高超的控球本领。输了两场、勉强赢一场的杨森，走的时候硬是带走了4个球员。1950年代，石门坎8名主力入选第一届贵州省足球队的时候，“贵州足球摇篮”的名声不胫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