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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申报》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878年10月25日，世界各地捐款已达187,115.72两银。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如此积极地捐款，虽然并非全部归功于传教士，但传教士努力宣传奔波呼吁所造成的极大声势，却是不可忽视的。

时人曾说：“于是旅船可至之地知此苦况，亦皆捐赀往赈，甚至旅居外国之华人与夫外国好善之富户又复闻风兴起寄赀交赈，故每次轮船到日亦均带有赈项，而各教士犹复惟日不足，欲广募赀赈至秋收以后方能满志。饥民均知此事发端实自教士，无不感激，故日前教士由燕台(即烟台，作者注)回津门者，饥民均制万民伞旗以志活命恩德。总理衙门亦知底细，故函致公使以鸣感谢”(15)。

被疑有所图

传教士如此热衷于募捐赈灾，也引起一部分人的猜疑，百姓之中众说纷纭，有人以为这是传教士曲意逢迎中国官吏以有他图。

对此，1878年5月6日，传教士等西人联合在《申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设局公议劝捐赈济，此诚出于天良之激发耳，我侪实心实力于自然，与华官无与焉……盖西国士商素报仁慈，闻此大灾自愿踊跃捐输，合成捐局，中外已取银约有8万余两，亦有西士在晋豫等处收银办赈，亲往城乡察看地形，心力交疲冒险触痛，而且自备资斧甘心拯救，不于捐款中开销一文，此等善举诚为难得，救活灾黎不可胜数，请诸君子阅之，庶可知西人各发天良而为之者，非从华官之命，亦非华官手下之人使吾等为之者也”(16)。

不仅百姓中有此传闻和猜疑，清政府的不少官吏也是常存戒心。当时毕竟是外国列强正在横行中国，占地侵权，气势汹汹，谁人敢掉以轻心?因此，传教士的赈灾之举起初并没有得到地方官吏的热情支持和提供方便，山西巡抚曾国荃认为传教士赈灾救济的目的，是在“盗窃中国人的心”(17)。所以当1877年11月，李提摩太携两千两银子到山西放赈时，并没有得到曾国荃的批准，连李提摩太要求收养一批孤儿也遭拒绝。直到1878年2月在李提摩太的再次要求下，曾国荃才予以批准，但条件是必须由地方官监督并到指定的地点阳曲县，向灾民每人发放五百文救济金，规定不得单独行动。

赈灾成果

除分发赈款食品以外，传教士及教会还收养无家可归的幼孩，许多灾民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教堂“请为收养，否则愿置诸死地”(18)。到1877年4月3日《申报》报导止，李提摩太已在山东益、临两县境内设立5处地方，专门收养无父母亲族依靠之幼孩400名。

随灾情日缓，到1879年赈灾工作基本结束。在山东，李提摩太至少救助了7万灾民，由倪维斯经手的赈款约一万元，分发给高崖周围380个村庄，共32,593人;在山西，1877年内地会(CIM)的特纳(J.J.Turner)与詹姆斯二人全力以赴赈灾，阅数月，因积劳成疾而不得已退出。之后，李提摩太抵达山西继续赈灾。此后，进入山西参加赈灾的传教士达69人，于灾区内施赈散粮。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在山西一共发放了12万两赈款;在天津，传教士魏文明、李修善、张治安曾由上海搭轮船赴津解赈银1.7万两。据中国学者统计，1877年至1879年间，新教传教士先后在华北地区举行赈灾活动的有30余人，以李提摩太为主要负责人。天主教传教士在华北灾区活动的先后有六七十人。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赈灾救荒活动。

深远的意义

赈灾救荒，也是寓华传教士的布道方式之一，对逾越文化隔膜、达到中华归主的目标有很大帮助。美国基督教差会重要负责人司弼尔曾把传教士举办慈善事业的宗旨明确地表述出来，他说：“我们的慈善事业，应该以直接达到传播福音和开设教堂的目的……因此，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慈善事业应以能被利用引人入教的影响和可能为前提……”(19)。

倪维思讲：“我的救灾工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宗教因素”(20)。他让被他救起的人们“每日早晚两次参加礼拜。礼拜天还举行盛大的布道会……”;“我所发放的金钱和我救灾的努力，都被认为是基督教的延伸和发展”(21)。

李提摩太在山东青州一带赈灾时，首先在当地的11个城镇张贴大幅黄纸告示，劝导百姓不要到庙里去向泥塑木雕的神求雨，而要向活的上帝求告。他告诉人们，只要信从上帝，就可以有生路。许多百姓看了告示之后，都到李提摩太所在的教堂请教该怎么办，李就择机向他们传教，并吸收了相当一部分人入教。

李提摩太每向灾民发放赈款，就让灾民下跪，向天祈祷，以此来不断在中国百姓头脑中加强上帝的观念。美国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Zololos Sheffield)奉美国公理会华北教区之命，和其他两名公理会传教士前往山东协助李提摩太等人，到重灾区施行赈济。谢卫楼利用赈灾的机会向灾民传教，以至有一处村民在传教士宣讲菩萨无用的鼓励下，把一处庙宇内的大小菩萨全部搬走，把这所空庙让给传教士用作礼拜堂。通过这些活动，赈灾成了直接传教的手段，赈灾对于传教事业的意义和促进作用普遍受到传教士的重视和肯定。

当然，传教士们劝导百姓弃绝其固有神灵而改信的上帝，并不是如中国百姓所想象的那样，只要一跪下祷告便会有雨水降下以解旱情。长期的贫困生活促成了中国百姓在选择他们的宗教信仰时，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显然基督教的上帝并不符合这一选择的标准，故此当百姓们见到上帝并不有求必应时，多数是持鄙夷和不信的态度。

但可惜的是不少研究者也停留在这种认识水平上，执此一端而对基督教、传教士进行猛烈批评。其实这不过是对基督教的一种误解。传教士所宣扬的上帝并不是孙悟空式的神仙，要什么就立刻可以变化出来什么，而是在患难中给人以救助，在绝望中给人以光明，在痛苦孤独中给予抚慰的爱，是巨大的精神资源和生命力量。而对于灾难深重、背井离乡的中国百姓来说，尤其是当政府的救援迟迟不达、孤苦不已之时，这种精神家园的营建更彰显出其可贵的内在价值。而这种可贵的内在价值是不能用实利的标准度量的。

事实上，在实际过程中这种内在的价值又确实化为巨大的抚慰。传教士利用赈灾救荒的机会也的确与中国人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感情交流，虽然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因这种感情交流而皈依基督教，但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百姓对于传教士在赈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仁爱惠施精神以及所做的不懈努力至为感激。

传教士的赈灾救荒其实也正符合了中国人数千年来所信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仁者爱人”的信条。传教初期那种民教相互对立的紧张关系得到暂时缓解，传教士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也大为改观。

张燽在《津门杂记》中这样记述于津传教的教士，“牧师辈皆彬彬儒雅……广有见闻，善于言论，识见其精，心思最细，如讲究理学格致诸书，多半出自传教者，精益求精，有裨实用，凡利人之举莫不乐为之，而人世之毁益，所不计也”。该篇末并附杨春芳的诗一首，曰：“梯山航海不辞劳，重译西来道路遥。欲化同风归至善，发蒙振聩志原高”(22)。字里行间表达出对教士的好感和称赞。在山东，民教关系亦有好转，中国人多少表现出一些亲和态度，对传教士的布道也乐于提供一些帮助，“如宣布集会时间，借给桌凳用件，更邀集友朋之赴会听道等等，颇极一时之盛”(23)。也有一些人加入教会成为教民，据倪维思讲，他在放赈的一年之内新增教友不下一千数百人。李提摩太藉赈灾之机向百姓传教，也吸收了相当一部分人入教。

赈灾事业作为寓华传教士社会福音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其客观效果来看，高度发扬了基督信仰博爱惠施的积极作用，参与赈灾的教士在中国救荒史上写下了极为灿烂的一页。传教士赈灾救荒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吸收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的确有益于中国人民。数千名寓华传教士当中，大多数以传教为天职，尽心于传教事业，热心于解救中国人民的困难。传教士于赈灾救荒中所表现出的基督爱心和人类互助不可质疑，值得尊敬。

注：

(1)《山西通志》，卷82，《荒政记》，转录于李文海等编着《灾荒纪年》第364页。

(2)R. H. Tawney,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New York: Harcount , Brace, 1932), P75。

(3)《申报》，1877年3月9日，光绪三年正月廿五日。

(4)《英人论去岁灾事》，《申报》光绪三年三月十九日(1877年5月2日)。

(5)《申报》，光绪三年三月念一日(1877年5月4日)

(6)《劝华商赈银宜托西人办理说》，《申报》，1877年4月5日。

(7)李提摩太：”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P105.

(8)《书本报历述山东灾荒事后》，《申报》光绪三年正月念八日(1877 , 3, 12)

(9)《劝捐赈饥民启》，《申报》，光绪三年念六日，(1877, 3, 10)

(10)《申报》，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 3, 31)

(11)《论山东山西两省灾实相同赈则各异事》，《申报》，光绪三年五月念四日(1877, 7, 4

(12)《论曾伯抚用李教士囊替晋省赈务》，《申报》，光绪三年十二初十七日(1878, 1, 19)

(13)Hele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 Nevius, For 40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P329

(14)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第14, 15号。

(15)《申报》，光绪三年五月念四日，(1877, 7, 4)

(16)《申报》，光绪四年四月初五日(1878, 5 6)

(17)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 P128

(18)《申报》光绪三年二月初八日(1877, 3, 20)

(19)《美国与加拿大基督教差会会议记录, 1899》，P47

(20, 21)Hele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 Nevius, For 40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P329

(22)张燽《津门杂记》，P132

(23)《中华归主》〈中〉，P420

(2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P293

(25)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选集》P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