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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是个无神论者。1980年代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做学生就是要努力学习，不要把时间花在那些没用的事情上”。因此大学四年一直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局限在自己很小的视野里。

大学毕业要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要去的学校附近的教会给我来信，欢迎新同学，主动提出可以帮我们安顿、带我们买菜。我很果断地把信扔到垃圾桶里，心想一定要与这些人离远点!那时的我认为，相信有上帝的人脑子都有问题。因此到美国读博士的前两年，我一直拒绝参加教会邀请的各样活动。

基督徒的想法倒也不那么荒谬

第三年，我的几个北大同学转到我所在的学校读博士，同学相聚很开心，其中三个人已经成了基督徒(张中桥、蒋春辉，还有93级的沈宏)。我才了解到他们在学校有个“fellowship (团契)”，每周有一次活动。上了这么多年学居然还相信世界有神?!起初我觉得他们肯定也是头脑出了问题，但因为同学总是在一起，有时听他们讲讲，觉得基督徒的想法倒不像我原以为的那么荒谬，偶尔就也跟他们去参加一下团契的活动。

有一次，加州旧金山大学的钱琨老师来团契分享，他讲到进化论只是一个学说，从科研的角度看，支持进化论的证据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比如，从解剖学看构造，既不能支持进化也不能否认创造;有一些"证据"其实是凭人的想象造出来的，例如周口店猿人的头像，其实只是借着几小片被认为是头骨的骨头想象而画出来的。钱琨老师是研究海洋生物的，他特别提到中国澄江化石的发现以及“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在地质学上称做寒武纪的开始，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门在几百万年的很短时间内出现)，学术界普遍承认无法用进化论解释。而这与圣经描述上帝的创造却是一致的。

钱琨老师的分享让我这个一直把进化论当真理的人，一下子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对“有神”的抵触也开始瓦解。之后，通过阅读更多的资料以及听更多的讨论，我越发觉得进化论讲的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说法实在不太可能。比如，看细胞或眼睛的构造就会发现生物体实在是精密构造的系统，没有智慧的设计怎么能够自发组成?达尔文的书其实叫“物种起源”，并不是生命的起源。生命如此复杂奇妙，怎么可能自发地开始?人的灵魂或良心又是怎样进化来的?

“世界是被造的”成了我能找到的最合理的答案，因而也不得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于是在2001年的复活节，我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即便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又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在那个阶段问得最多的问题。我的发现是，这和我们的关系太大的。

这样的研究有什么价值？

2002年6月我博士毕业。毕业前，导师曾劝我申请学校教书的工作。可我性格内向，觉得去教书有点难。由于在博士期间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埃姆斯研究中心的同事有合作，我接受了他们的工作邀请。当时我的先生董和已经先到湾区工作，他是比我还要理性的人，我带朋友参加团契时，他们都说，“要是你家董和信主了，我们都信”。没想到，2001年圣诞节董和受洗了!

因为埃姆斯研究中心也在湾区，我们连搬家都不用了。但开始工作之后我发现自己完全迷失了。其实当时没有什么压力，每天早9晚5，周末也不用加班，我们只要自己找到一些合适的方向去做，连申请经费的压力都没有。但对于研究，一方面我并不知道自己前面的方向，另一方面我对做研究有很多负面情绪。

我是学化学的，博士的研究课题是纳米材料。我发现我们的研究耗费很多资源，比如单晶硅片，四英寸直径的一片就几十美金(这是十几年前的价格)，但做实验时不小心切坏就浪费了。得到的结果只是写了一堆文章，而文章就像汇报新闻，“看，我们做了这个那个”。过了几年我都不会去看自己写的文章。这样的研究有什么价值?我的人生意义又在哪里?那时我似乎一眼望到头，看到退休的日子，却找不到工作的意义，很痛苦也很茫然。

团契带领的姐妹借给我一本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传记。戴德生是1853年到中国去宣教，他的一生祝福了无数人。我读后很被激励，我觉得如果选择去学校教书，就可以接触更多学生、同事，和他们分享信仰，那我做的事情就有了永恒的价值。我决定转去申请学校的工作。

我把想法的改变告诉了我的博士导师。当时是2002年11月，已经到了化学方向教书工作的申请截至日期。刚巧，我现在工作的学校的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系在找材料合成方向的人，他们联系我的导师。于是导师就推荐了我。我实在没有想到学化学的我怎么会在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系工作，但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当时我实在没有自信立即开始学校的工作，于是联系好去荷兰做博士后。那时才发现原来在荷兰的这位老师也是基督徒。他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到信仰和科学并不矛盾。神把这些人放在我的生命中，给我做榜样。

真实地对付说谎等罪

即便是受了洗，其实我并没有真的觉得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只是觉得自己不完美而已。之所以愿意成为基督徒，是因为觉得耶稣是我看到的最完美的模范，值得效法。那时读到上帝的权柄，有时会有很多负面情绪，还会问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敬拜他?

2004年我从荷兰回到美国，到波士顿工作，在麻省理工大学任教。第一个学期实验室还没有装修好，忙着教课、适应，马马虎虎过去了。到了第二个学期，我发现一下子需要面对一堆问题：定研究方向、申请经费、招生、指导学生、买仪器、管理财务……都是我从没想过也没做过的。更痛苦的是，不管怎么努力，我都觉得自己做得很糟糕。每天有很多自责，心情极差。基督徒的平安、喜乐在哪里呢?我不愿意跟周围人提到我的信仰，我觉得自己有损基督徒的名声。

那时我眼中的上帝，是标准严格又冷酷无情的主宰，看着我做的所有错事准备惩罚我。那几个月，我陷入很深的抑郁，最痛苦时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结束生命好像是最简单的选择。在挣扎中，我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我确信只有主耶稣可以救我，于是我寻找一切能得到祂帮助的途径。

2005年夏天，我和董和参加了基督使者协会的退修会，同屋住的姐妹向我推荐了BSF(Bible Study Fellowship)的圣经学习。也是在那里，我读到尼尔·安德生的《胜过黑暗》一书，它帮助我第一次认识到我是谁。

“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但主耶稣来到世间，用他的生命为我们付上赎罪的代价，使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家中。世俗的爱都是要拥有，而天父的爱是牺牲的爱，祂牺牲独生的爱子为拯救我们。我时常想，我真的值得主耶稣的牺牲吗?在痛苦中，我才第一次认真思考、认识自己的罪和天父的爱。

在中国长大的我，似乎从小就对说谎不敏感。圣经里说，撒但是谎言之父。我认识到这点后，开始认真除掉生命中不真实的话。我发现，难处来自我的心，我更多看到自己的骄傲、“面子”。比如，我刚刚开始教课的时候，因为以前学的是化学，现在教电子，得现学现教，遇到学生提问我答不上来怎么办?我发现不懂装懂是没法藏的。最好的办法，是我一开始就诚恳地跟同学们说，我以前是化学的背景，这门课是我第一次教，其实是在跟大家一起学。

又比如，我发现如果我对别人有意见或不原谅，也是没法藏的。主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如果我不想这样，最好是从心里把不原谅除掉。我这才发现原谅非常难，比远离谎话还难很多。我不断为此祷告，《利未记》19：18“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句经文一次次给我力量。

《诗篇》12篇3-4节说“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作我们的主呢?”我想到我写的项目申请，不是在很努力地想说服别人我们可以做成一些事吗?神的话提醒我，不可夸大。我也常常告诉学生，在写文章时不要只汇报最好的数据，应该把所有情况都写出来，这样才能对读文章的人有帮助。其实从“失败”的数据里，我们才能发现原来的理解可能不全面或错误，才能有新的发现。

感谢天父，祂借着抑郁症打破了我心中工作的偶像。一直以来，工作是我看为最重要的事，即便嘴上不承认。我开始教书后，很想在短时间里做出成果证明自己的能力，得到别人认可。在抑郁症的痛苦中，我看到了天父的爱与接纳，人的认可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是多么大的释放!我也不再为终身教职焦虑，我相信神必定会看顾孩子的需要。

在我生命最低沉的时候，弟兄姐妹给我很多的鼓励和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