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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序：赵腓利(1931-1999)是沈阳最早恢复家庭教会聚会的带领者，1999年在美国病故。赵腓利弟兄由于基督徒的身份，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分到工厂，不仅受排挤，也处处受监视。然而无论身处何等严苛环境，赵弟兄始终坚持对主耶稣的信仰，并为主作见证。本文是黄婉如姊妹口述的婚姻见证。

一、我是监督他的人

1955年，我从工作了两年的国家一机部调到沈阳风动工具厂工作，而赵腓利弟兄也是那年稍晚一点从浙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这家工厂工作的。我们起初都在工厂的实验室。因为我出身好，工作又很积极，又是从国家部门转到地方来工作的，组织很信任我;除了本职的技术工作外，我还兼职一份团支部的工作，任团支部书记。我那时是很“红”的，赵弟兄后来都是说我“红”得发烫发紫。我那年才21岁。这个职务在那个年代可了不得，说明是组织作为根苗来培养我的。

再说赵腓利弟兄，他是杭州人，由于基督徒的身份，毕业就被戴了一顶“特嫌(特务嫌疑)”的帽子被分配到东北。那个年代，大学生是非常稀缺的，按理他该受到器重，可基督徒身份却成了他的罪名。进到工厂工作后，赵腓利就成了暗中被监视的人员，他当然明白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面对歧视与诘难，他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因为那个年代，历史问题是第一位的，而现实表现是第二位的。

组织有一天来找我谈话，交给我一项很重要的特殊任务，就是藉工作之余，监视赵腓利的思想和言行，并随时向上级组织汇报。这项工作安排是直接来自于中共沈阳市委。对于一个只是有基督徒背景的大学毕业生，能下这样大的功夫，放到今天，我们可能都难以置信。但在那个专制、封闭的年代，任何异见都会让执政者如临大敌，尤其是对基督徒敬拜的上帝，他们是非常害怕的。

我没有拒绝监视这样一位政治上极不可靠的潜在“阶级敌人”，我是非常乐意响应组织号召的。因为我非常相信这个主义，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因为此，我觉得那不仅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是我的光荣。我那时的心情很像保罗未悔改前抓捕基督徒的心情，有种说不出的愉悦。

二、监督基督徒的人，自己成了基督徒

领受任务以后，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我还要每天注意留心赵腓利的一言一行，不放过一个细节。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观察后，我怎么都不觉得赵腓利像个特务。

大家知道，那个年代“特务”形象是很脸谱化的，他们一般被形容为长相猥琐，狡猾奸诈，行为诡秘，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等。这些图画似乎组合成了当时特务在人心目当中的固定形象。

而赵腓利给我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气质儒雅，为人谦和有礼，待人真诚大方，忠厚老实，工作比一般人更勤奋认真，更刻苦，任劳任怨。当其他人休息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他总是静静地在一旁看书，也从不多言多语。

在实验室里，很多人都知道，每当中午吃饭的时候，赵腓利都要在他的饭盒面前闭目低头谢饭。而当这个时候，有一些同事就开始捉弄赵弟兄，或偷拿他饭盒里好吃的东西，或干脆把他的饭盒藏起来。不仅如此，他们经常会揶揄他说：你能有饭吃，应该感谢谁?应该感谢共产党才对;是共产党让你有饭吃，怎么还感谢什么上帝呢?

面对别人的讥讽、捉弄，换作是一般人，可能会很不高兴，但他总是轻声细语、面带笑容，似乎没半点脾气。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赵腓利给家里写信从来不用单位的稿纸，而是用自己买来的信纸。这在公家单位是绝无仅有的事。

在公家单位，用公家东西，再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因为既然是“公”嘛，就是人人有份，那又何必区分公与私?甚至区分“偷”和“拿”呢?“咱们连人都是公家的，拿点、占点公家的又算什么?”这是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很多人的口头语。

可是，赵腓利弟兄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就是他有一颗忠贞圣洁的心。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路16:10)这话是试金石。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赵腓利弟兄正是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做到了对主全然尽忠。

这些都让我因此充满了敬佩，也更加深了好奇心。一天我终于按捺不住，主动找赵弟兄谈话，问他信的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并且为什么要信基督教?看到有人问基督信仰的事，赵腓利非常高兴，就讲了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问题，还有上帝爱世人等道理。同时，他也介绍了他是如何走上这基督信仰之路的。

赵腓利在浙大上二年级的时候，得了肺结核病，按当时的中国医疗条件，这病差不多是不治之症。由于病情比较严重，又担心传染，于是学校勒令他回家休学。赵的母亲是基督徒，那时在杭州的聚会处教会聚会。回到家里以后，母亲彻夜为赵弟兄祷告，后来，又带他到教会，那里的众人又齐心恒切地为他祷告。不久，奇迹出现了，他的肺结核病痊愈了。

虽然他妈妈是虔诚的基督徒，可赵腓利从小并不信主。而这次神奇妙的作为，把他带到了基督面前，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主耶稣为他的救主。病愈之后，翌年，赵腓利又回到大学继续完成他的学业。

我听后觉得很神奇，简直有点不敢相信，但当看到赵腓利那质朴平静的语言，和他那坦诚的态度，也就打消了怀疑。赵弟兄顺势提议说，哪天我领你去我们聚会的地方看看吧?我一听，马上应允，暗自思忖，去了那里，一来可以搞清楚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二来觉得也正好可以查看一下“敌情”。

一个主日，赵弟兄就领我去了位于沈阳铁西区他们聚会的地方。当时他们是在一个姓贾的弟兄家里聚会，人不多，也就十来个人。那是1958年，“三自教会”已经成立，很多基督徒跑到了“三自教会”那里。感谢神!赵弟兄他们却宁可在家中聚会，为基督作见证。神给我们看见，魔鬼虽然摧毁了地上有形的教会，可无形的基督身体在这块土地上，在神儿女的家中被建立了起来。

到了聚会的地方以后，看到这些人又唱诗，又讲道，又跪下不住地祷告，很是感到惊讶，这是我从未见过，也未听闻过的。虽然不怎么太理解这些人的举动，但从这些看起来非常朴素、非常虔诚的人们的脸上，我想象不出来，这些人怎么可能是潜在的阶级敌人呢?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罗10:17)神的道可以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人顺服基督(林后10:5)。我后来又去了几次，听到人们的讲论，慢慢已经无法抑制内心那颗种子的生长，神的道坚韧的生命力，慢慢地浸润了我那干枯无望的心田，擦亮了我迷蒙混沌的眼睛。

三、为信仰付代价

正当神以丰富的恩典开始抚摸我那渴慕的心灵的时候，一天，我被沈阳市委要求去汇报赵腓利的情况。我到了市委，开始向组织汇报起来。我介绍了赵腓利的平时表现，还有他如何被神拣选，也介绍了他们那些人如何敬拜上帝的情况。然后我认真地说：我怎么都没有觉得赵腓利和他们那群人是“特嫌”，这些人很朴实，并不关心政治，道德操守没的说，还常常为共产党祷告，这样的好人哪里像特务呢?

组织本想让我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特情”，可是，让上级组织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不仅没有提供出来任何有价值的材料出来，反而为这些所谓阶级敌人说好话。这让他们极其震怒，一个干部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对我大声吼叫说：“组织上信任你，让你去监视赵腓利，你没有查出任何情况不说，还竟然为这些‘特嫌’评功摆好?你这不是被阶级敌人拉拢、迷惑了吗?”

他们话音当中不仅传达出愤怒和失望，威胁的意味也很明显了，刹那间，房间里的气氛紧张起来。

也不知为什么，他们的威吓并未让我产生恐惧，反而产生巨大的勇气，我站起来，喘着粗气压着怒火说：“共产党不是最讲究实事求是吗?我没有说假话，我说的都是事实!”